闽浙总督讨伐齐周华，引发血案，文祸不息

清代读书人被科举所误，有的人脾气着实古怪，浙江天台诸生齐周华（名赤若）就是一个怪人。他自称是东方木星转世，记取“木不斫不成器”之说，自少至老有意冒险，不避祸难。门前高悬一联云：“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

曾静、吕留良之狱结案时，世宗允许士人就吕留良当治何罪上书陈述己见。齐周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拟就一篇《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一说齐周华已刻印《为吕留良事独抒己见奏稿》），求县学训导王元洲转呈学政上奏，被王元洲所抑。他于是赴京控告学官，结果被递解回籍。浙江学政和巡抚对他好言相劝也罢，恶言威胁也罢，他执意不听，于是被拘在狱中。齐周华仍不死心，得知闽浙总督郝玉麟视察台州，便让长子前往告状。郝玉麟上奏朝廷，得旨将齐周华永远监禁。

高宗即位后，齐周华获赦出狱。他独身远游川陕等地，后来上武当山琼台观做了道士。乾隆二十一年，其长子奉祖母之命把他接回家中居住。

齐周华的堂弟齐召南官至礼部侍郎，因伤告归在家闲居。齐周华著书十余种，乾隆二十六年开始续有所刻，求齐召南济助刻资而遭拒绝，从此挟怨。齐周华打算变卖田产以充刻资，遭到妻子儿女反对，从此又与家人结仇，离家独居乡下。他到处说家人坏话，甚至到官府诬告七旬老妻“老而奇淫”，几乎“人尽皆夫”，又诬告儿子毒打老父。他无理取闹的种种行径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因此被族长逐出本族。有人认为他是有意与亲族结仇断交，以免日后出事株连。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浙江巡抚熊学鹏视察天台，71岁的齐周华前往呈献自己编著的《名山藏初集》、《诸公赠言》、《半山学步时文》及《请求释放吕留良子孙疏》等，恳求题序。又呈递状纸诬告妻子犯奸、齐召南寄银生息、齐轩南（他的另一堂弟）包讼陷人等。熊学鹏翻阅其所呈书，当即把他逮捕，会同众官到他家搜查，获已刻、未刻书12种。官府传讯齐召南及齐周华的亲族乡邻，查明了齐周华的一贯行径。

齐周华状没告成，祸却惹上了。众官在其文字著作中发现“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其中《狱中祭吕留良文》极力推崇吕留良，比之为伯夷、叔齐和孟子。书中又自立诡异名号多种，如“独孤损”、“跛仙”、“忍辱居士”、“含元子”、“尚古先生”、“华阳山人”、“岳六子”、“懵懂道士”等。熊学鹏据以上奏，照“大逆”律拟齐周华凌迟处死，子孙16岁以上斩立决，16岁以下及妻妾女孙等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当年十二月，高宗颁旨：齐周华如拟执行，子孙斩立决者改为斩监候，其余免予治罪。

章炳麟《序革命军》说：“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闻。”（此论侧重在数人反清的种族思想）

齐周华生前到处求名士题序赠言，但理睬他的人不多，他便冒名代作，自吹自擂。案发后官府按名求人，逐一调查诸名士的著作情况及其与齐周华的关系，已去世的便查究其子孙，往往片言之累万里追踪，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时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到处移咨飞文，搜查拘讯有关人员，其中影响较大的受株连者有以下数人。(www.xing528.com)

齐召南　与齐周华为从兄弟，早年曾为齐周华的《游天台山记》写过一篇跋，齐周华修改后收入文集中，案发后坐“知情不举”罪召到京师听候处分，幸好他家中没有抄查出什么“悖逆”文字。高宗命地方官秘密调查他家财产收入和齐周华所告发的“寄银生息”事，最终查明“寄银”事属虚妄，但还是没收了他全部家产折银4800两中的4300两。浙江当局拟齐召南杖责、流放，高宗开恩宽免，传旨：“令其闭户安分，倘再不知感恩警惕，或掉弄笔头，语含怨诽，则齐周华炯戒具在，不能更为曲宥矣”（三十四年二月四日《上谕》）。齐召南经这番大劫，于来年五月下世，结束了多灾多难的人生。

吕抚　浙江新昌县学附生，乾隆初年病故。齐周华并不认识吕抚，仅见过他所著的《圣学图》、《一贯图》及有关解说文字，便假冒其名写了一篇《齐巨山序》（“巨山”是齐周华字），收入文集中。及案发，浙江当局派人到吕家搜查、传讯，查明二《图》和解说都是些迷信荒诞的内容，如预言庄稼收成六年大熟，再六年大旱等，别无不法文字。经奏报，奉旨销毁《图》与说，不追罪吕抚子孙。

房演　房演（一说真名明畴）是浙江德清人，吕留良案中受牵累发配陕西长安县。齐周华游陕西时曾访问他，作《访房演》诗，内云：“往事不堪回首忆，嗟予一臂似螳螂。”房演应齐周华之求作《齐周华〈过秦草〉序》，内有数句云：“东庄之祸（按：指吕留良之祸，吕居东庄），势若燎原，一时学士大夫非不欲维持挽救于其间”，是齐周华自己添改的。陕西当局查明房演与齐周华交往事实及齐周华添改文句等情况，并对房演严刑逼供，别无所获，最后奏准将房演遣戍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

谢济世　齐周华冒充谢济世之名作了一篇《齐周华〈狱中添髯记〉序》，收入文集中。案发后广西当局接浙江咨文，遂搜查谢济世在全州的老家，未搜得序文原稿（当然不可能搜得），却搜出谢济世所著《梅庄杂著》，发现书中多“怨怅、乖谬”语句。谢济世已死多年，官府拘讯其诸子，别无所获，最后奏准销毁谢济世所著书，诸子宽免。

李绂　齐周华冒充李绂之名作了一篇《天台山诸人集序》，收入文集中。案发后浙江当局移咨江西并派人径往临川李绂老家搜查。李绂久已故世，有子李孝洋在山东做官，于是江西当局又移咨山东。山东当局拘讯李孝洋一家，搜得李绂所著诗文集，发现书中有“怨望、讥讪”语句，奏请治李孝洋之罪。高宗也许顾及李绂是父皇所识拔的名臣，硃批命“不必办理”。江西当局也在李绂老家搜出李绂诗文集和当地另几位名士的文集，发现诸集均有“悖谬”文字。如李绂集中有《同戴田有饮集》诗（戴田有即戴名世），李伍瑛集中称引吕留良时文等。高宗得奏，认为这些文字都产生在有关案件之前，指示江西长吏一概免究。

求序借光是晚明以来文人一大陋习，更不必说冒名自作。在文字狱时代沿袭这种陋习，势必一人出事多人遭殃，庄廷案和齐周华案便是教训。顾炎武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日知录》卷一九），即使从文字狱的狭小角度看，这句话也是至理名言。顾炎武自序其《日知录》，郑板桥自序其《十六通家书》，言简意深，似亦有难言之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