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三千年文祸（第3版）

伪疏稿案刚结束，高宗又盯上新的目标，即内阁学士胡中藻新刊的一部诗集，题为《坚磨生诗钞》。

胡中藻字梦华，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由翰林官擢升内阁学士，又在陕西、广西两省任过学政，乾隆十八年前后回籍守父丧。他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一向依附鄂尔泰，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诗中自称“记出西林第一门”（“西林”是鄂尔泰姓氏西林觉罗的简称），故被高宗斥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鄂尔泰卒后，胡中藻失去靠山，宦途难望显达，升沉迁调之际不免牢骚满腹，托于篇什，字句狂怪。《坚磨生诗钞》由其门人提督学政张泰开捐资刻印，不知是谁进呈，落在高宗手中。

高宗素好吟诗，诗学有相当造诣。他首先就觉得“坚磨生”之号有怪味。《论语·阳货》有“不日坚乎？磨而不磷”之句，意谓坚硬之物是磨不薄的。高宗知道“坚磨”即取义于此，意思是坚强耐磨，自称“坚磨生”显然是抗愤不平。细读诗集，高宗殊为震怒。他发现“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便密令协办大学士蒋溥秘密查办，即吹求推敲集中字句，自己则冷眼旁观，看臣僚中有无忠爱君父而又眼明心细的人出来检举题参。可是数年过去了，竟无其人。高宗不得不打破常规，自己出面检举。二十年（1755）三月十三日，在谒陵返京途中的韩村行宫，高宗谕示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摘抄和批驳《诗钞》中“悖逆”诗句50余处。其中被指为“谤及本朝”的诗句有：

“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天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致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暂歇南风竞”等。《上谕》随文驳斥道：“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日‘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高宗认为“蛮”、“夷”、“裘人”等字眼，及多处“南”、“北”对举，都是讥贬、仇视清王朝①。

被指为“谤及朕躬”的诗句有：

《吾溪照景石》诗：“穆王车驾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认为二句用典是讽刺他南巡）；“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认为讽刺他装病不上朝）；

《进呈南巡诗》：“三才生后生今日”（认为词句怪诞，意含指斥）；“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认为诗意是“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谤讪显然”）；“亦天之子亦莱衣”，“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方于十倍多”（认为三用“亦”字，“悖慢已极”）；“不为游观纵盗骊”（认为不用“八骏”而用“盗骊”是别有用心）；“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舁彼因时迈”（认为是用周昭王南巡溺死之事咒谤他）；

歌颂蠲免之诗：“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认为是讽刺他赈灾甚稀，犹如“佛灯”之难遇）；

吊孝贤皇后丧诗：“并花已觉单无蒂“（认为意含讽刺）；“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认为以“夫”、“妻”称说帝、后，“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尚可容者”）。

又当年胡中藻出为广西学政时，高宗曾训诲他取士衡文宜崇平正，胡中藻诗中述及此事，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是说皇帝降下眼光，高宗却认为是讽刺他眼光下劣，说胡中藻有意用双关暧昧之词作掩护。

《上谕》中摘举的作者“怨怅之语”有：

从桂林回京所作诗：“得免我冠是出头”；“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在笯”；“蝨官我曾惭”；“天方省事应闲我”；“直道恐难行”；“世事于今怕捉风”等。又《述怀》诗：“琐沙偷射蜮，谗舌狠张箕”；《贤良祠》诗：“青蝇投昊肯容辞”等。

《上谕》还检举胡中藻在广西所出试题含有讥讪。如《易经》题：“乾三爻不象龙”；《论语》题：“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题：“狗彘食人食”；《尚书》题：“牝鸡无晨”。高宗认为这些怪僻试题都意有所指。(www.xing528.com)

最后，高宗大义凛然地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命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审定拟。在颁布这道《上谕》之先，高宗作了周密布置：

派乾清宫侍卫哈清阿等人到江西提解胡中藻进京；命广西巡抚卫哲治查明胡中藻在广西所作诗文；命江西巡抚胡宝瑔捉拿胡中藻家属到省城监禁待审，并查抄胡家所有财产。鄂尔泰侄子鄂昌，与胡中藻关系密切，任广西巡抚时与任学政的胡中藻酬唱频繁，现为甘肃巡抚。用心缜密的高宗不放过一丝线索，命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捕解鄂昌进京治罪，并仔细搜查其住所诗笺、书札等文字。

君命如山，承办各官当然全力以赴，火速执行。新任江西巡抚胡宝瑔尤为积极，奉谕当日亲自带人到胡家反复搜查，把胡中藻的家属、亲戚、朋友、门生等一个不漏拘禁在狱。石城知县李蕴芳和试用永宁知县申发祥二人因推崇胡中藻，李蕴芳又有嗟怨之词和贪婪罪行，均被胡宝瑔专折题参。

四月十一日，高宗颁谕对案件作最后裁决：

胡中藻斩立决（据说是腰斩。诸臣会审原拟凌迟处死），弟胡中藩及家属免缘坐；刻印《诗钞》的张泰开免罪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李蕴芳革职，另行治罪；已故大学士鄂尔泰因私立朋党门户之罪撤出贤良祠；胡中藻家产折银8000余两，特许留100两供胡中藻老母度日，其余用于当地公益事业。

五月，鄂昌解到京师，赐自尽。胡中藻、鄂昌、鄂尔泰所受处置及有关《上谕》，说明高宗兴这场大狱的意图之一是打击朋党。此外，对鄂昌的处置还有别的用意。鄂昌不仅与胡中藻唱和，而且查出他在甘肃所作《塞上吟》诗称“满蒙一体”的蒙古人为“胡儿”，且有怨望之词。另外，鄂尔泰长子从军，鄂昌不但不予鼓励，反而叹息“奈何，奈何”。高宗认为鄂昌身为满洲世仆，世受国恩，竟然沾染汉人结朋党、厌武、文辞浮夸、怨望等不良习气，如此忘本负恩之人，正该杀一儆百。

和前几任皇帝一样，高宗特别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与习性，防止满人汉化。对有汉化倾向的满洲官员，他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胡中藻诗案的前一年，礼部满洲侍郎世臣随驾到盛京（今辽宁沈阳），所作诗有思亲之句：“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别的诗中还有“秋色招人懒上朝”，“霜侵鬓朽叹途穷”之类句子，结果被革职发配黑龙江。高宗特为此事颁发一道谕旨，命盛京满官各抄一分悬于官署。这回鄂昌事发，又特地传谕八旗，诲诫满人习骑射、崇敦朴，不得沾染汉人习气，妄为诗歌玩物丧志。

《坚磨生诗钞》所收都是三年以前的作品，查办中发现胡中藻近年作品稀少，腔调也换了，心细如发的高宗认定其中必有缘由。追查下去，原来胡中藻先已从本省铅山的亲戚张绍衡那里听到风声，知道《诗钞》已引起朝廷注意，而张绍衡又是从同省新建籍户部侍郎裘曰修那里得到消息的。高宗就此事追问裘曰修，裘曰修矢口否认，张绍衡兄天津道张绍矩和同省广昌籍翰林学士饶学曙也为裘曰修辩解。高宗对此很不满，顾念裘曰修并非有意通风报信，从宽处分，将他革任议处，最后降为右中允。张绍矩革职；饶学曙降二级留任。

数年间江西连出两件大案，前有卢鲁生，今有胡中藻，于是承办诸臣认为江西士民风习“浮薄嚣凌”，非从重惩戒不可，援浙江汪景祺、查嗣庭案之例，奏请停止江西士人乡试、会试数科。高宗斟酌一番，觉得过分，不予批准，但警告说；今后江西“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四月十三日《上谕》）。

胡中藻案是乾隆前期文字狱的典型，它标志文字狱时代的到来。自世宗大兴文字狱以来，人人心怀惕惧。高宗即位后10多年间平静无事，众人绷紧的心弦放松许多。及伪疏稿案、胡中藻案相继而兴，空气又紧张起来。著名学者全祖望曾作乐府诗《皇雅篇》（或题为《圣清戎乐词》）16首，其中第四首《大讨贼》歌颂世祖入关定鼎的功绩，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胡中藻处死后数月，全祖望病卒。不久传说有人告发《皇雅篇》微文刺讥，说“为我”句中加“贼”字于国号之上，尤为悖逆；说诗中“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载，何忧勤”数句煽惑人们不忘故主（崇祯帝）。传说全祖望因此下狱，幸亏某大学士（或云即李绂）为他申释，方免于祸。事实上全祖望并无下狱之事，旁人告讦也未必实有。孟森认为全氏未得祸，说“雍乾间文士，罕涉前明遗逸事者，惟全祖望乃毕生专述明清间事实，亦未遭祸，殆有天幸”（见《闲闲录案》）。可能因为《皇雅篇》中“贼清”二字与胡中藻诗中的“浊清”字面相似，人们便附会出告讦、下狱之说。现代学者王树民分析全祖望文集多记明末清初义烈事而能无祸，是因其“为人好，与人无迕，且其家贫，无可诈索”，故能履险如夷（见《中国史学史纲要》）。

士大夫的恐惧心理并非多余。高宗一向注意各地士大夫的思想动向，经常指使心腹收集有关情报。胡中藻案发生后，他密令浙江按察使富勒浑暗中监视在原籍钱塘侍亲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访察其有无怨望言词，以及对胡案的态度如何。富勒浑在密折中详细汇报了梁诗正的近期言行和家中情形，高宗认为梁诗正“尚能知惧”，指示富勒浑不必深求。梁诗正一向谨言慎行，富勒浑前去刺探，提起胡中藻案，他告诫富勒浑说：“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并现身说法云：“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他大概没有料到，这些好意相诫的话竟被眼前这个老属下一字不漏地密奏高宗（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亦谓从来未留片稿于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