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伪孙嘉淦疏稿案：惊动全国的匿名文书事件

乾隆一朝文字狱，有六起牵涉广而影响大的事件，前后相望，好似一列显示进程的里程碑。第一起是乾隆十六年至十八年间的伪孙嘉淦疏稿案，这是一桩匿名文书之狱。

十六年（1751）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一分传抄的伪“孙嘉淦奏疏”，是贵州安顺府提塘（驿站主管）吴士周从一旅客身上搜获的，上有伪造的皇帝硃批。伪疏稿内容主要指斥高宗失德，说高宗行事理政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如枉杀原川陕总督张广泗及第一次南巡等。伪疏稿还指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和尚书讷亲等人。孙嘉淦是当朝工部尚书，对清廷忠心耿耿，当然不可能与伪疏稿事有关联。

高宗得报，怀疑别处也可能有伪疏稿流传，命京师步军统领和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等省总督、巡抚秘密缉访。果然，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纷纷奏报当地查获伪疏稿，但都不知道最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作者是谁。高宗怒火中烧，决心查一个水落石出。大概多年没有办过文字案件，而追查的又是漫无踪迹的匿名文书，因此有的官员对此认识不足，缉查不力。山东巡抚准泰就认为“无庸深求，不必具奏”，结果遭按察使和其衷参劾，解京治罪。高宗明谕训饬办案被动的山西、湖南、浙江等省督抚，从此秘密侦访变为公开缉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疏稿的传抄者和撰造者，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十七年（1752），缉查活动达到高潮，全国18个省份都发现传抄者，江南、江西二省尤多。截至六月，各省奏报的传抄案有84起，辗转攀连，逮捕人犯超过千人，上至提督、道员，下至商贩、僧侣。重要点嫌疑人犯解京会审。可是撰造伪疏稿的首犯仍然杳无踪影，人们对此猜疑不一。在湖南，人们怀疑是曾静余党所为；在山西，怀疑是王肇基（当时另一起文字狱的事主）同党所为；在湖北，怀疑是马朝柱（当时湖北“逆匪”首领）党羽所为。高宗见真犯迄无着落，烦闷之余，怪罪督抚办案不力，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因办理失误而解职调京质证。这年十二月，满员御史书成出于对无辜者的同情，上疏请求将在押人员宽释，然后责令督抚严密访拿真犯。高宗一怒之下，把他革职交武备院执伞苦差处服役。在籍侍郎钱陈群上疏“隐约其词，意在不必查办”，高宗颁谕厉斥，有“尔子孙将不保首领”等语。

皇帝烦闷也罢，发怒也罢，终归无济于事，终归事情总得收场。就在书成上疏的当月，江西巡抚鄂容安奏称查获撰造伪疏稿的头号“正犯”抚州千总卢鲁生，接着又奏查获另一“正犯”南昌守备刘时达，先后将二人解京受审。十八年（1753）二月，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如律；刘时达判斩监候，秋后处决。高宗谕示臣民：伪疏稿案正犯已得，一般传抄之人概予宽免，唯官员传抄者要依律治罪。因为两名正犯都出在江西，江西有关官员难辞其咎，前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和南昌知府戚振鹭都被革职治罪。坐失察罪，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交刑部从严议处，漕运总督瑚宝革职留任。一桩“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日上谕）的大案，至此终于了结。

人们奉谕得知：伪疏稿是卢鲁生最初起意，于十五年七月在刘时达家中二人共同编造的；卢鲁生闻说当今皇上要南巡，担心办差赔累，所以起意编造和传播伪疏稿，企图使皇上取消南巡。其实伪疏稿未必是卢、刘二人所造。审讯中，卢鲁生最先说伪疏稿得自开酒店的李殿臣，后又改口说是自行起意编造，经审问官诱导又把刘时达也扯上，前后所供不一，疑窦甚大。从伪疏稿的内容看，也不像是卢、刘之辈一手编拟，很可能是传抄过程中逐渐增广而成。总之，卢鲁生、刘时达十有八九是替罪羊。不找替罪羊，督抚们就交不了差，高宗就下不了台，这件无头案就无法了结，这是明摆着的事。

伪疏稿不管是谁编造的，它能在一二年内传遍全国，吸引各阶层的人，从官员到百姓都甘冒风险热心传抄，有人甚至抄写数十分投寄亲友，这说明它表达了大家的心声。也就是说，高宗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高宗之所以下决心一查到底，也是为这份伪稿“诬谤朕躬”而国人竟“幸灾乐祸”，乐于传抄，因而恼羞成怒。同类事件清代以前也出现过，如宋理宗淳祐间有人假托给事中徐鹿卿之名撰拟一篇弹劾宰相百官的疏稿，明神宗万历初又有冒海瑞之名弹劾首辅张居正的一篇伪疏稿，但其“犯上”程度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乾隆这一次，所招致的后果也远不及这次严重。(www.xing528.com)

伪疏稿借孙嘉淦之名不是偶然的。孙嘉淦一向直言敢谏，连严刻的世宗都赞叹他的胆量。高宗即位之初，孙嘉淦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曾上疏论君主“三习”：“耳习于所闻，则喜谀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恶违”，以及由“三习”而生的“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这篇《三习一弊疏》广为流传，作者赢得朝野的普遍敬重，有人便借用他的名望造文书是非褒贬。乾隆初年，京师街巷流传一篇伪疏稿，假托孙嘉淦之名论劾高宗宠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被清廷严令禁缔。观往知今，10多年后再度出现托他之名的伪疏稿不足为奇，而且很可能就是当年伪疏稿修改后的翻版。事件发生后虽然没有怀疑到孙嘉淦身上，孙嘉淦本人毕竟于心不安。查办期间他自我贬损，闭门思过，结案后数月得病而卒。

伪疏稿案是一宗惊动全国的匿名文书事件。清代此类事件不多，影响较大的尚有以下二起。

吴江匿名揭帖案　明末吴江（今江苏吴江）金之俊，字岂凡，进士出身，仕至兵部侍郎。明亡之际，金之俊曾被闯王李自成部下捕掠，随即降清，仕至吏部尚书、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人多讥其失节，比于五代时历事4朝10君自号“长乐老”的冯道。康熙元年，金之俊致仕还乡，营造新宅号“太傅第”，前巷号“承恩巷”，后街号“后乐街”。有人夜粘匿名揭帖于其门，上书一联云：“后乐街前长乐老，承恩坊里负恩人。”又一嵌名联云：“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有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悌忠信礼义廉，无耻。”匿名揭帖还揭露他曾经投降于李自成（实无其事）。金之俊不堪其辱，投诉于两江总督郎廷佐。郎廷佐命下属查办，一无所获。清廷闻知，因法律禁止查究匿名揭帖，遂以郎廷佐违律给予降2级的处分，并削除金之俊太傅衔。

四川匿名揭帖案　嘉庆十四年（1809）春，四川流传匿名揭帖，揭露本省总督、巡抚、布政使等长官责打生员、捆绑知县事，且取左思《三都赋》句联为讽刺。武英殿大学士总督勒保隐瞒不奏，然而仁宗还是知道了。次年，仁宗命户部尚书托津赴四川调查此案，勒保削大学士衔，降为工部尚书。

无论办案规模和严酷程度，以上二案均无法与伪疏稿案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