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谢济世、陆生楠案揭秘

谢济世案与陆生楠案是一对孪生案件，都胎育于田文镜、李绂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

世宗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有科甲高名的文华之士。田文镜是世宗的心腹干吏之一，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授河南巡抚。其为政峻急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儒缓，接连劾罢三四名州县官，其中有信阳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珽所荐。雍正四年（1726），新授直隶总督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说李绂等科甲之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世宗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世宗先已得到田文镜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李绂接着上疏参劾田文镜。世宗虽然不高兴，还是派刑部员外郎陈学海等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世宗反而怀疑李绂等人真的在结聚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异有加。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事状，上疏参劾田文镜10罪。世宗不悦，将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上奏。世宗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治，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处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而黄振国是蔡珽所荐，蔡铤与李绂关系密切，世宗于是认定这几个人结聚朋党，作如下处置：

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珽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侍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在戍地招供其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世宗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珽投入监狱。李绂论罪当斩，世宗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纂修《八旗通志》。蔡珽判斩监候。直到高宗即位，李绂方恢复官职，蔡珽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嘉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田文镜与李绂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大胜而告终，因这一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充军阿尔泰事已见前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当初审问时，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说：“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唯知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容讲学、著书，著有《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郡邑不详），举人出身，以军功选授吴县知县。引见时世宗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世宗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话语，觉得是讽刺自己。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而李绂曾任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事实根据的猜疑推断，命将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17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不料这17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17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奏本缴进。世宗得奏，于七月初三日传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君臣双方的观点分歧大致有八项。

其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其言有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世宗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沿革变迁，说如今天下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文中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世宗认为有贤君必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其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时的戾太子事件发议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言“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世宗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说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其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代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世宗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www.xing528.com)

其四，论隋朝君臣。陆文有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世宗指出隋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其五，论人主威权。陆文有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世宗做贼心虚，自辩云：“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怀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其六，论宰相。陆生楠主张：“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好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世宗予以批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其七，论王安石。陆文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世宗抓住其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自己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其八，论无为而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察”，“不事事而理”。世宗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榜样，“勤劳自励”，对陆生楠所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世宗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世宗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心胸狭隘。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些，但也并非罪该万死，非诛不可。

世宗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施以挞伐之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众臣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岁末，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被处斩。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奏本缴上。世宗读过后传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疑心极重的世宗尤切齿于《注》中所云：“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九卿、翰詹、科道集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斩，世宗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处斩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斩的样子，最后宣布免死。

谢济世被玩弄陪斩把戏后终于不死，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然扶植程朱之学，尊为正统，故高宗将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高宗闻知，于乾隆六年（1741）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著书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其经注中违背程朱而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当年遵旨办理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有《四书》、《五经》等10种，已印154本，刻板237块，已悉数烧毁。说其注文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摘。次年正月，高宗硃批称赞孙嘉淦“所办甚妥”，表示就此罢休。

至此，事历两朝阅时十三载的谢济世注经案方告终结。谢济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印象都不算坏。世宗、高宗处罪臣僚，往往凭个人爱憎和一时喜怒，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给世宗留下不良印象，两次引见都令世宗厌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世宗整饬朝廷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这篇文章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关于君子、小人各有其朋党，“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世宗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甚至威胁说：假使欧阳修生在当今而敢造《朋党论》宣扬“邪说”，非诛不可。经过世宗的严厉整饬，顺康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