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案：汪景祺、钱名世与雍正文字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诗文攀附大将军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地（当时川藏一带发生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胤禛，妹为胤禛侧福晋（副王妃）。胤禛嗣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自称待年如兄弟、父子、如朋好（见《雍正批谕旨》），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世宗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手。

雍正三年（1725）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贺表。世宗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其一，字迹潦草；其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勤慎，写作“夕惕朝乾”义旨不变，本无不可（犹如世祖诏书中写作“朝夕乾惕”亦可）。年羹尧贺表中用这个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世宗，世宗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上谕》）。群臣闻风而动，弹章络绎，对年羹尧发起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爵位；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92条大罪。至此，世宗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或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其中不无文字狱的成分。世宗诛年，别有隐情。据云：年羹尧、隆科多皆因泄漏世宗继位之隐秘而遭忌致祸（详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

年羹尧死后7日，汪景祺斩首。

汪景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潦倒文场近40年，虽然中了举人，仍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其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2卷，未刊印，年羹尧藏有抄本。年羹尧获罪抄家，这部《随笔》被缴进宫中呈达御览。世宗读毕，恶狠狠地在首页题字两行：“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时故宫博物院就残本排印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于年羹尧极尽谀颂。至称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篇，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文中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心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徵，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这篇史论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文字有的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不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正年号，所收《历代年号论》说“正”字分拆则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朝帝王凡年号有“正”字者均历凶险，如金海陵王（有“正隆”）、金哀宗（有“正大”）、“元顺帝（有“至正”）、明英宗（有“正统”）、明武宗（有“正德”）等③。(www.xing528.com)

世宗批语所云“悖谬狂乱”，大概指此类文字，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官兵）为奴。其兄弟叔侄连坐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者均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株连广，汪景祺所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谣传将“屠城”，居民惊惶逃窜，地方官特为晓谕辟谣。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三月。他虽然没有被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纲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以一甲第三名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二人均于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入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胤授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纪功。所谓“第二碑”，意思说论功劳年羹尧也该像胤一样立碑褒场。胤曾是康熙末年争夺储君之位的重要角色，世宗即位后立即解除他的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的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世宗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及“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还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悬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挂在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圣祖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世宗也偶尔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世宗出蓝更青之处是变意而用，易褒为贬。据说始作俑是唐代卢奂，周亮工《书影》卷一引《天宝遗事》：“卢奂任大郡，恶人家门首，立石刻其罪名，即今州县送恶人牌悬门之始。”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赐号，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亲族宗党乃至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世宗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往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督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南返离京时，世宗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他“赠行”，结果共有385人奉诏作诗。世宗将诸诗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题为《名教罪人诗》（一说题为《御制钱名世》。民国时，故宫出版《名教罪人诗》1卷，作者385人），刊印后颁发各省学校，使天下士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好的当时给予表扬，作得不好的则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有句云：“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④，含意尖刻，造句新巧，获世宗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一作吴孝澄）因作诗“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同僚陈邦彦、陈邦直兄弟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纂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心独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人生到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这位“名教罪人”不知死于何年，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竟将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掠为己作（《陈垣学术论文集·钱名世轶事》）。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世宗辱士虐人也太过分了，而谕旨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未曾“以文词谄媚奸恶”的，世宗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依附皇八子胤禩，为其争太子之位效力，卒谥“文端”。世宗嗣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胤禩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又将胤禩改名为“阿其那”，胤禟改名为“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据说意为猪狗。这类刻薄的恶作剧亏世宗想得到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