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场案仅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所载就有30余件

清朝立国近300年，科举考试种类繁，间隔密，仅进士科就有112科会试，各省乡试总计不下2000场。有纪录的科场案仅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所载就有30余件。

清代科场案与前代比较有一明显差异，即文字致祸的事件极少，其中发生在顺治、康熙两朝的仅以下数事。

顺治二年（1645）河南乡试，考官奏进《乡试录》，查出有人称“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为“王叔父”。坐此，主考欧阳蒸、吕云藻革职议罪。

四年（1647）会试，同考官袁襜如擅自改动经誊抄的硃卷，被革职。

九年（1652）会试，第一名程可则被查出应试文违背“经旨”（即官方认可的《四书》、《五经》义旨），其本人被除名，考官胡统虞降三级，成克巩降一级，同考官左敬祖等人罚俸。

十六年（1659）会试，《春秋》题内“邾子”讹为“邾人”，拟题的范廷魁、孙承恩受处分。

康熙二年（1663）顺天乡试，《春秋》题出题重复，且讹“邾子”为“邾人”，拟题的罗继谟受处分。

清代科场案的绝大多数，是考官徇私舞弊，或阅卷草率、取士不公之类。其中5起大案，有4起发生在清初，即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顺天乡试案与江南乡试案，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科顺天乡试案与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案。

顺治丁酉顺天乡试案　丁酉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府辖治京师，应试者多京僚子弟，历来请托盛行。考官贪取贿赂或为了巴结权贵，徇私录取，已是常事，当时民间遂有“张千李万”之谣。此科房考官大理寺评事李振邺尤为贪婪，一人受25人请托，而取中者仅5人，犹在人前自夸，其他房考官也有通关节而事不成功者。贿通关节而被黜者恚恨，或投状上告，或散布传单张扬其事。当年十月，刑科给事中任克溥据以题本参劾，都察院奉命查办。一干人犯最后作如下处置：首犯李振邺，参与其事的房考官张我朴、蔡元僖（一作禧，或作曦），知情不举的吏科给事中陆（一作严）贻吉与进士项绍芬（一作莪，或作芳），通关节取中的举人田耜、邬作霖，以上7人处腰斩，家产籍没，7家亲属共计108人流放尚阳堡；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坐失察罪降五级调用。此外还有数十名次要犯人陆续被捕，有的死在狱中。

次年正月，清廷将该科取中的约200名举人全部召集京师复试，黜落8人。四月，世祖亲自审问数十名在押犯人，各责40板，流放尚阳堡。

顺治丁酉江南乡试案　清初江南省所辖约当今江苏、安徽、上海之地，区域辽阔，人文荟萃，乡试规模大，弊窦也多。当年十一月，给事中阴应节上疏检举该科江南乡试的种种徇私舞弊情形，最显著的如主考方猷徇私取中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清廷命逮治一应人犯。次年二月，御史上官铉又补充检举若干事实。三月，清廷召集新举人复试，黜落14人，另有24人罚停会试二科。十一月结案，法司拟方猷处斩，副主考钱开宗处绞，房考官叶楚槐等17人流放尚阳堡（还有一房考官已病故，免议），呈请世祖裁定。此案据说有背景：大学士刘正宗为北党首领，一手把持此案，有意迫害南士（邓之诚《清初纪事初编》卷六“刘正宗”条）。

世祖这回一反常态，嫌拟刑过轻，传旨从重处罚。结果方猷、钱开宗处斩，二人妻小与家产籍没；叶楚槐等17人处绞，家产籍没；已故房考官卢铸鼎，妻小家产籍没；徇私取中或怀疑有弊的方章钺、吴兆骞等8名新举人各责40板，父母兄弟妻小俱流放宁古塔，家产籍没。此外，负责查办此案的刑部满汉尚书图海、白元谦，满汉侍郎喇禅、杜立德及郎中安珠护等，共计8人受贬降处分。与顺天案比较，本案的处决明显增酷。世祖认为江南士人轻狂难治，有意加重打击。案中吴江才子吴兆骞在戍地20余年，最后在友人顾贞观和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成德、尚书徐乾学等人的援救下终于赎还，为清初士林一大谈柄。吴诗多述其事。

在这起科场案中，失意士人围攻考官，甚是放肆。有人用该科《论语》题“贫而无谄”章作《黄莺儿》曲讥刺两位主考云：

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

有人还编成传奇剧《万金记》讽刺考官（方字去点为俗体万字，钱字一边为金字，影射二主考）。据说名士尤侗化名编撰的杂剧《钧天乐》也是讽刺该科考官的，剧中三鼎甲为“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总之，这起科场案的发生与失意士人的推涛作浪大有关系，这也是清代科场案的共同特点。

在清代科举史上，顺治十四年是多事之秋，除上述两起大案外，河南、山东、山西等省乡试考官也遭检举，受到程度不同的处分。河南正副主考黄沁、丁澎被劾涂改应试文等事项，流放尚阳堡；山东房考袁英等人被劾涂改应试文，山西正副主考匡兰馨、唐庚尧被劾阅卷不列衔名，均被逮捕治罪。此三案均起于礼部磨勘，当时形成一股科场告讦风，风纪官专从科场找岔子。这应是世祖的惩办作风所导致。

康熙前期数十年间无科场大案。三十三年（1694），工科给事中彭鹏上疏检举上年顺天乡试有人舞弊，清廷派人调查事属虚妄。议事诸臣摘其疏中“臣言如妄，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诸语，论其狂妄不敬，应夺官。圣祖命彭鹏回奏，彭鹏奏称议事诸臣与该科考官徐倬、彭殿元有私，请处罪议事诸臣。圣祖仅命徐倬、彭殿元休致，其余不问。这是一起准科场案。

康熙己卯顺天乡试案　己卯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科取中朝官子弟特多，失意士人鸣不平，造匿名传单张贴街市，揭露正副主考翰林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白镪薰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把诸人行贿赂、通关节的详情细节和盘端出，有名有姓，言之凿凿。有人还编造讽刺正副主考的谚联云：“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御史鹿佑据以题参，结果李蟠流放关外，姜宸英以老病死于狱中（一说饮药自杀）。姜宸英是著名学者，圣祖曾把他和朱彝尊、严绳孙并誉为“海内三布衣”。此人70岁中进士，为一甲第三名，授编修，得官仅两年就遭此大难，世人为之惋惜。他年老衰惫，两眼昏花，对舞弊之事一无所知。

案发后，圣祖亲自命题复试，黜落若干人，多数仍合格。鉴于此科教训，下一科朝官子弟应试者另编字号，按分配的名额录取。

康熙辛卯江南乡试案　辛卯年即康熙五十年（1711）。该科正副主考分别为左必蕃、赵晋。赵晋与两江总督噶礼相勾结，贿卖关节，致使富家大族较多的苏州府取中13人（约占江南省总额的1／12），又取中许多盐商子弟。失意士人大哗，千余人聚集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使人抬着五路财神塑像拥入江宁府学，锁在明伦堂内，表示学府被财神占据，以讽刺考官贪财。又编造歌谣和对联讽刺考官，其中一联是：“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上句刺左必蕃取士不公，下句刺赵晋贪财无忌。江南贡院（考场）匾额上“贡院”二字，有人在“贡”字上部糊纸添加笔画，又用纸糊遮“院”字左偏旁，遂成“卖完”，传笑四方。(www.xing528.com)

噶礼做贼心虚，以诬告罪逮捕丁尔戬等人，上奏朝廷。圣祖命户部尚书张鹏翮前往查办。张鹏翮徇情袒护噶礼，想马虎了结此案。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主张深究到底，终于查明新举人吴泌、程光奎等人通贿事实，牵涉到噶礼。于是张伯行具本参劾噶礼，噶礼也找材料参劾张伯行。圣祖将两人解职，命张鹏翮深入查究。张鹏翮审理后奏称张伯行所劾虚妄，应革职治罪，噶礼应免议。圣祖不准，派户部尚书穆和伦与刑部尚书张廷枢前往再审。再审的结果与张鹏翮所奏无异。张伯行一向居官清直（有“江南第一清官”之誉），而噶礼名声不大好，圣祖坚信其中有诈，命九卿、台谏联合察议。最终查明此案赃秽内幕，作如下处置：

噶礼革职，张伯行留任；赵晋及参与通贿的考官王日俞、方名、苏埙等处斩（一说赵晋在狱中自缢死）；左必蕃以失察革职；吴泌、程光奎等五名通贿取中的举人流放关外。此外，考官叶九思先已病死，考官陈天立畏罪自杀。

这起科场案从头到尾历时将近一年，或说至康熙五十五年始奉旨结案。当时流传谤语云：“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见《清初纪事初编》）。同科福建乡试房考吴肇中也因受贿处死，正副主考介孝瑹、刘俨以失察革职。又五十六年（1717）浙江乡试，主考索泰受侍讲陈恂之托取中陈恂族人陈风墀，事发后三人均流放关外。

清初科场案在全清科场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案件的要害大多不离权势与钱财。官僚士大夫狗苟蝇营，不择手段地拿科举功名做交易，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成功地用科举制陷溺了汉族芸芸多士。但如果认为，兴科场狱是为了拯人于溺，那就大错特错。孟森《科场案》一文，谓严刑峻法是为了使忮求（失意）之人士称快，谓发难人皆汉人，假手满人，以泄多数侥幸未选之人年年被摈之愤，关键在汉人的内部矛盾。

【注释】

①旗是满洲人创造的军民一体的行政户籍建置，入关之前先后建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入关后仍予保留。汉族士大夫编入旗籍（汉军八旗）服役，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管制手段。

②《诗经·大雅·丞民》有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意谓周宣王贤佐仲山甫严肃认真地秉承王命，对国政利弊得失明察无遗。《汉书·刑法志》载汉成帝诏，其中“有司无仲山甫将明之才”一句，正反用《丞民》句意。张缙彦所据即此。

③关于“十大案”，文献不足，难以一一详考。据佚名《辛丑纪闻》，发生在金坛、吴县、镇江、无为等地的“十大案”诸犯于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在江宁处决，分五处行刑，计凌迟处死28人，斩首弃市89人，绞死4人。其中金坛、吴县二案大致情状如下：

金坛通海案　顺治十六年六月，郑成功义军攻占镇江，金坛知县任体坤弃城潜逃。事平返金坛，为逃避罪责竟反诬县中士民与郑军勾结。御史冯班揭发其事，清廷先后命按察使姚延著、蓝闰及满洲侍郎叶成、尼满等审理此案。顺治十八年七月，县中士绅王重、袁大受、冯徵元等64人在江宁处斩，家属276人被流放或没为奴，任体坤论绞；冯班系冯徵元子，从坐流戍而死；姚延著坐初审失出论绞。此案详细情节诸书记载颇有出入。参阅计六奇《金坛狱案》（辑入《纪载汇编》）及姚文田《金坛十生事略》（《邃雅堂集》卷四）、《清史稿·姚延著传》。

吴县哭庙案　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驾崩，各地长吏遵制设神位哭临致哀。当时正值追缴钱粮的高潮，吴县知县任维初预征加派，穷极横暴，士民怨声载道。诸生倪用宾、沈、金圣叹等百余人，乘长吏哭临之际拥入文庙击鼓撞钟叫号痛哭，然后拥入苏州府堂呈递揭帖控告知县罪迹，士民千余人围观声援。江苏巡抚朱国治当场逮捕倪用宾、沈等11人，后又逮捕金圣叹等人，以“纠党肆横”、“震惊先帝之灵”等罪名上奏。

清廷派满洲大吏四员至江宁审理，以“摇动人心，聚众倡乱”的罪名奏准将倪用宾、沈、金圣叹等18人处斩，金圣叹等8人籍没家产。金圣叹，原名喟，字圣叹，后改名人瑞，明末诸生，入清隐居。其为人才性放诞，嗜好文学，曾批点《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称为“六才子书”。他在狱中作家书云：“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参阅佚名《辛丑纪闻》及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一说狱中作家书云：“家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临刑大呼：“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之，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金清美《豁意轩闻录》）

下列三案与“十大案”同时，可作同类看。

江南奏销案　顺治间，清廷用兵频繁，粮饷紧张，因而加重剥削。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诸府赋役奇重，士民无力负担，多有拖欠，历年累积，数额巨大。顺治十八年正月，清廷下令清理和催征历年拖欠的钱粮，限期奏销。为此制订处分条例，对官吏、士人尤为严厉。江苏巡抚朱国治上报拖欠名册清单，以“抗粮”的罪名黜革、枷责进士、举人、生监13517余人，逮捕3000余人。为了完粮，许多人家卖儿鬻女，以至倾家荡产。昆山县探花出身的叶方蔼欠粮折钱一厘而贬官，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当时一厘银仅抵制钱一文）。康熙元年五月，清廷传旨释放所有因欠粮而被逮者（参阅《清稗类钞·狱讼类》、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奏销案》）。

魏耕通海案　魏耕原名时珩，又名璧，字楚白，浙江慈溪人。明末诸生，入清改名耕，字野夫，号雪窦居士。其人志在抗清，顺治中为郑成功义军送情报、出策谋，因而被清廷通令缉捕。顺治十八年，因奸徒孔元章告密，魏耕与同志钱缵曾、潘廷聪等人先后被捕。康熙元年六月，魏耕被磔死于杭州。妻凌氏与次子魏自经死，长子魏峤流戍尚阳堡（参阅全祖望《鲒埼亭集·雪窦山人坟版文》、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魏耕小传》）。

台州临海诸生具状案　郭日燧为台州守，颇凌侮士绅，临海诸生忿而具退状，遂兴大狱，被捕者68人，俱戍尚阳堡，阅20年乃得赦归，其中著名者有张人纲、潘震雷、陈大捷、何志清、蔡础（见郭则《十朝诗乘》卷二，同书还提到顺治十八年，闽中十学诸生，因诸生邓受欺侮，哭文庙）。

④于七，山东栖霞人，顺治五年在登州聚众起义反抗清朝，后一度降清，顺治十八年率旧部复反，翌年事败不知所终。当时北方奸人往往以“通于七”诬告无辜，官府杀人无数。著名诗人、浙江按察使宋琬为山东莱阳人，当时就被族人诬告“通于七”而入狱2年。

⑤清初，满洲贵族大批掳掠汉人入旗为奴。这些奴隶不堪压迫凌辱，纷纷逃亡，成为“逃人”。清廷大肆追捕，立法严禁窝藏，违者处重罪，奸人乘机告讦，株连浩广。

⑥黄培等14人“逆诗”案及南北“逆书”案，诸书所载多杂糅不清，卢兴基《〈启祯集〉与“黄培诗案”》一文特作考辨（文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第十二集）。此节所叙主要根据卢文的考辨，并参考了张穆《顾亭林年谱》、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