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纳谏较为虚心,亲政以前就颇能优容言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疏陈时弊,又疏请皇帝讲学勤政。辅臣鳌拜几次想加以“妄言”之罪,圣祖都不允许。亲政伊始,车驾将巡幸塞外,熊赐履与给事中赵之符分别上疏谏阻,少年天子当即听纳,取消巡幸。
圣祖为人谦虚,他虽然做成许多事业,但不许臣下歌功颂德,上尊号、封禅、征献“祥瑞”等骄奢愚昧的举动一概摒弃。曾有人上书称颂他“德迈二帝,功过三王”,他很反感,下诏诫谕说:“二帝、三王难道是我能‘迈’、‘过’的吗?”他在位60年,除下文所述两次事件外,几乎没有制造过稍大的谏祸。但他奉行“为政不在多言”的古训,不喜“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式的谏诤风气,对谏官要求很严,不许“风闻言事”(仅根据传闻奏事)。康熙十年又规定非专职谏官的一般官员不得随意上疏,为此制订了专门的处分条例。康熙五十一年更创立奏折制度,允许臣僚于公开题本、奏本之外用高度保密的奏折陈奏事项。后来奏折渐渐取代本章(王利器认为雍正十三年废除),多数谏奏成为秘密行动,更不必说人人畅所欲言的谏诤风气。
康熙一朝的疏谏祸有两次大事件,第一次发生在二十六年(1687)。当时大学士明珠结党擅权,朝臣中颇有不平之人,然而敢怒不敢言。这年春旱,圣祖下诏求直言,大臣们都说“无弊可陈”。唯独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批评时政,请圣祖“谕教元良,慎简宰执”,话锋指向明珠。大概因为董汉臣官职卑微,末等小官议论头等大事似乎太出格了,御史陶式玉疏劾董汉臣“摭拾浮言,欺世盗名”,请予逮治。大学士王熙也认为是“市儿妄语”,主张杀董汉臣。礼部尚书汤斌则认为董汉臣应诏上书,依法无死罪,况且大臣不敢说的小臣说出来,做大臣的应当自我反省。圣祖听从汤斌的意见,免董汉臣罪。
依附明珠的大学士余国柱、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于是围攻汤斌,举劾他任江宁巡抚时所出文告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指为谤讪朝廷。圣祖传旨责问。汤斌上疏引咎,请求处分。最后免于处分,留任原职,既而改工部尚书,不久病卒。王鸿绪等人又上疏说钦天监官员流品猥杂,滥竽充数,提议加以考核淘汰。清廷依议,于是董汉臣等15人被黜退。
第二次大谏祸发生在康熙晚期,事关太子废立。
圣祖忧劳一生,功成业就,只有一件事不顺心,即选择继位人。他有35个儿子,不肖之间争权夺位、勾心斗角的卑劣行为,做父皇的不尽知晓,就是察觉了也无法根治。本来早在康熙十四年就已册立皇二子胤礽为太子(皇长子承祜幼殇),可是胤礽骄愎浮躁,只想早日继位,又“暴戾淫乱,举动乖张”,似有狂病,从而使父子矛盾日益加剧。圣祖忍无可忍,遂于四十七年(1708)九月下诏废太子,宣示罪状。这一来诸子围绕太子之位的争斗更加激烈,朝野谣传四起。圣祖深感烦忧,寝食不安,有重新立胤礽为太子之意,但不愿臣僚观风使舵议论此事。诸王大臣合疏保胤礽,圣祖传谕廷臣说待废太子病愈,教养有成,他自有旨,诸王大臣不得渎奏。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年已70,似乎忧君心切,偏于这年十二月上密疏请早立胤礽为太子。圣祖恼怒,斥为“奸诡”,命将劳之辨革职,逮赴刑部,笞责40(邓之诚谓清代官员受杖者仅劳氏一人,见《清诗纪事初编》卷七劳之辨),逐还原籍浙江石门(今桐乡)。当时皇八子胤禩党羽众,势力大,大学士马齐倡议立胤禩为太子,被革职拘禁。附和马齐之议的户部尚书王鸿绪被责令休致,其余拥护胤禩的官员也受到处分。(www.xing528.com)
四十八年(1709)三月,圣祖颁诏宣布仍立胤礽为太子,说他品行已经改好了,“狂疾”也治愈了。然而到五十一年(1712)九月,圣祖再次宣布废太子,称“太子狂易之疾未除,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把胤礽幽禁在咸安宫。
在封建世袭制度下,太子的废立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计,须是万分慎重。而圣祖在四年中把太子废了立,立了废,虽然是不得已,毕竟出尔反尔,内心的懊恼与羞惭是可想而知的。诸子之间的争夺尤其使他心寒,他决计从此不立太子。做惯了奴才的朝官们好像唯恐将来没有主子,惶惶不可终日,这样建议那样乞请,结果大触霉头,有的甚至送了生命。
五十六年(1717)五月,大学士王掞上密疏请立太子,朝廷没有反应。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8人上疏提出同样的请求。圣祖怀疑王掞与御史结聚朋党,加以申斥。内阁拟将王掞从重处罪,圣祖不准,而召见王掞,教训许久。
五十七年(1718)二月,翰林检讨朱天保上疏请仍立胤礽为太子。正在遵化温泉养病的圣祖为之震怒,亲自在行宫审讯朱天保,斥之为“不忠不孝之人”。朱天保供词牵涉其父原兵部侍郎朱都纳,及都统齐世、副都统戴保、常赉和内阁学士金宝。清廷最后诛朱天保、戴保,齐世交宗人府幽禁,其余3人交步军统领枷锁示众。以上得祸者均为满洲贵族。因废太子事,贵族党争甚烈。
六十年(1721)三月,大学士王掞乘圣祖登基60年大庆之机,再次上疏请立太子,并请释放废太子胤礽。事有凑巧,20多日后,御史陶彝等12人(一作柴谦等13人)联名上疏请立太子。圣祖大怒,传旨严斥王掞结党希恩,命王掞回奏,并威胁说:“我本无意诛大臣,大臣自己找死,我也没有办法。”70多岁的王掞趴伏宫前石阶上,用唾沫研墨拟稿认罪,说都怪自己太迷信书本了,一心只想效法古人,做天下“第一等事”。圣祖阅其疏,转生怜悯之意,过了5日,传旨命王掞与陶彝等人到西北军前效力。既而念王掞年老,命其子少詹事王奕清代行。雍正初年,这批充军的官员得以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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