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对台谏职责漠视，谏官选拔制度废除

清代言谏监察之官建置大体仿照明代，有隶属都察院的诸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套系统。康熙初年，裁撤巡按御史。雍正间，给事中划隶都察院。但这些设置徒具形式，事实上清统治者极不重视台谏之职，御史员额一再削减，唐以下各朝为选拔谏官而设的直言极谏科也废除了。

清统治者鉴于中晚明谏事太滥助长党争的教训，特别苛求建言论事之官，“党比徇私”、“巧言乱政”、空言欺饰”、“沽名市恩”之类罪名，随时可能落在疏谏者头上。太宗崇德元年（1636），清廷在盛京始设都察院，诏命百官直陈过失，而次年便谕戒“以空言欺饰”的汉族臣僚。

崇德七年（1642），礼部承政祝世昌上疏请禁止满洲军士掳掠汉人良家妇女卖给妓院。太宗传谕责斥祝世昌无事生非、沽名钓誉，说他心向明朝、徇庇汉人，下令逮讯。众臣拟：祝世昌死刑；祝世昌之弟祝世荫知情不检举，启心郎孙应时为祝世昌修改疏稿，二人亦死刑；祝世昌同僚姜新、马光先赞扬疏稿，二人革职。太宗命诛孙应时，祝世昌兄弟流放，其余免罪。这是清朝第一例谏祸。

世祖入关亲政以后，多次下诏求直言，但直谏者往往得祸。他临终自劾14罪，其中一罪便是“自恃聪明，不肯听言纳谏”，“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作为最高统治者，能有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可惜知之太晚。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京师有人自称崇祯太子。清廷使人辨识，凡认定为真者均处斩，前后诛杀15人。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说：“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以此被捕，法司拟处死刑，世祖特命赦免。

顺治三年（1646）冬十月乙酉，“谕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十年（1653）二月，少詹事李呈祥上疏建议裁汰部院衙门的满官，专用汉官，以此被劾下狱。刑部坐以“巧言乱政”罪，拟斩。世祖命免死流戍盛京。(www.xing528.com)

十一年（1654）六月，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上疏，建议减轻对窝藏“逃人”之家的治罪，其窝主已故者，家口免流徙。世祖责斥他“偏私市恩”，交诸王大臣议罪。诸王大臣拟魏琯绞刑。世祖命免死，贬为通政司参议。后来德州诸生吕煌窝藏“逃人”，依律当地官员应从坐，魏琯持异议，诸王大臣追议前事，魏琯流放辽阳而死。

十二年（1655）正月兵科给事中李裀上疏说“逃人”法过于苛重，有“七可痛”，以此忤世祖，交诸王大臣议罪。初拟死刑，再拟处杖、流放宁古塔，世祖均未许，最后流放尚阳堡而死。

同年三月甲午，世祖“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同年，乾清宫初落成，太监往江南采购陈设之物，民间讹传征选宫女，一时人心惶惶（其实清廷有制度宫中不用汉女）。兵科给事中季开生误信谣传，上疏极谏，结果被流放尚阳堡而死。

十六年（1659）某月，世祖前往南苑打猎行围。兵科给事中杨雍建囿于传统之见，认为这是冒险行乐，上疏极谏，不知满洲人把猎围当作阅兵习武的一种方式。世祖大为恼怒，把杨雍建召入宫中严词诘责，但没有拿他治罪。

以上事件，臣僚议罪拟刑总是唯恐不重，而世祖多数情况下给予开恩减刑，好似演戏的，一个装黑脸，一个装红脸。这是清代刑罪断决中的常见现象，不仅顺治时期如此，也不仅疏谏事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