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学者称潜虚先生。姓氏书上说戴氏出自宋姓，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宋潜虚”。他是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家在乡下，地名南山岗，因此文集取“南山”为名。
戴家前几代都读书做官，戴名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嗜好古文（散体文），有志做古文家，为文“空灵超妙”，30岁左右已经名彰一方，后来被称为是桐城派先驱。学问文章虽好，功名却得来艰难：28岁入学为诸生，53岁中举，金榜题名已是57岁。数十年间他以教授生徒和评选制艺为生，还做过幕僚。足迹所至，饱览山水佳胜与都市繁华，他把这些都摄入古文作品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的门人尤云鹗出资为他刻印一部《南山集偶抄》，所收为尤云鹗平日抄藏的120篇文章，作者署名为“宋潜虚”。尤云鹗和当地名士方苞、朱书都为这部文集题了序，尤云鹗序实为戴名世作。两年后，文集印竣，流传于世。谁也没有料到，后来招致杀身大祸的就是这部《南山集偶抄》，漫称《南山集》。
与《南山集偶抄》同时刻印的，还有戴名世的一部史料笔记《孑遗录》，二书合刊。（《南山集偶抄》北图所藏少10篇，足本今藏安徽省博物馆，共四册，中有《孑遗集》）。该书记录明末桐城士绅抗“贼”（农民起义军）事迹，由门人方正玉出资刻印，王源、汪灏和方正玉等人题序或评点。
自唐宋以来，古文家几乎都爱读史、修史，戴名世也不例外。他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和相当造诣，于史家“三长”（才、学、识）以及正史、野史的利弊得失等，均有独到见解。他最大的愿望是著一部完整的、可以传信后世的明史，为此平时注意搜集和考辨史料，尤其是南明几个小王朝的史料。当时清廷正开馆修《明史》（清代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冯铨总裁，仅成数帙；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卷，会修《世祖实录》，遂罢；康熙十七年下诏修《明史》，开馆，举博鸿科，乾隆四年书成），向民间征求遗书。但自从庄氏史案发生后，人们心存恐惧，民间收藏的明末史料毁亡殆尽，即使还有残余也不敢上交。戴名世由此认定官方修不好明朝的“一代全史”，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一大憾。一时忘乎所以，放言无忌，竟重蹈庄廷
覆辙。
事情是从别人的一部笔记开始的。
顺治十四年（1657），身为翰林侍讲的桐城人方猷派充江南乡试正考官，典试期间徇私舞弊，取士不公，引起公愤。其同乡（据说已联宗认了本家）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被取中，尤为众矢之的。由此引发一起科场大案，方猷等人被处斩。方拱乾全家流放宁古塔，其中有方章钺的长兄、内弘文院侍读学士方孝标。过了数年，康熙嗣位大赦，方孝标释归。方家有亲故在贵州做官，方孝标于是出游贵州，顺路又游云南。当时正逢吴三桂起兵反清，方孝标被吴三桂扣留。他装疯逃脱，化装为僧人回到桐城（一说被吴三桂授为“翰林承旨”，后来率先迎降，免死赦归）。方孝标追忆在云贵的经历见闻，写成笔记《滇黔纪闻》，刊入他的《钝斋文集》中，其中有南明桂王永历王朝的一些史料。
方孝标去世后，戴名世读到了这篇《滇黔纪闻》，如获至宝，把其中的南明史料采入自己的笔记和文章中，凡涉及方孝标之名皆隐而不书，只称“方学士”。后来门人余湛又向他谈起永历王朝的一些事实，说是从僧人犁支那里听来的。犁支本是桂王（永历帝）宫中的宦官，所言当有根据，于是戴名世亲往采访，不巧犁支云游而去。戴名世怅望之余，让余湛把所听来的史料详细写给他，然后与《滇黔纪闻》参比质证，结果发现二者不但详略有异，而且有大相矛盾之处，感到取舍为难。戴名世为此惆怅苦闷，致书余湛以吐心曲。书中写道：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
之在崖州？
这篇《与余生书》，被刊入《南山集偶抄》。(www.xing528.com)
《偶抄》中还有一篇《与倪生书》，谈论修史体例，说清朝大一统的历史应当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世祖虽然入关18年，但南明三藩（又称前三藩）未平，比照蜀汉三国先例，顺治一朝不能算正统。此外，集中文章还直书南明各朝年号与帝号，为殉明的忠臣义士作传褒扬，又记录了清初强迫汉人剃发和杀害崇祯太子（事在顺治元年，清廷宣布为“伪太子”）等事件。这些文字都是致命的祸根，而作者竟毫无察觉，他完全被史家的责任心所主宰。其实戴名世丝毫没有反清复明的意念，他的科举追求就足以说明一切。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近花甲的戴名世突然文星发旺，会试中第一名（俗称会元），殿试擢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偶抄》中《与余生书》等篇题本参劾戴名世“狂妄不谨”，所刻文集“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一些平时忌恨戴名世的人乘机下石。于是戴名世被捕入狱，捐刻《偶抄》、《孑遗录》及为二书作序的人，还有方孝标、戴名世两家亲族等，一并被捕。方姓是桐城望族，明清间出了很多名人。当年吴三桂称帝，桐城方光琛（一作歙州人氏）任伪丞相，子侄9人均授伪职。乱平，方光琛及其子侄被诛，只有一个叫方学诗的在逃。如今圣祖过问戴案，以为方孝标与方光琛同族，怀疑方孝标也做过伪官。又以为《与余生书》等文提到的“方学士”就是方学诗，从而认定方家是“恶乱之辈”。这样，案件就和“叛逆”挂上了钩，陡然升级为“逆案”。刑官依“谋逆”律条拟定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开棺戮尸；两家祖父以内的亲族，男性16岁以上者处斩，15岁以下及所有妇女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刻书、作序的尤云鹗、方正玉、方苞、朱书、王源、汪灏等人处绞刑。与戴名世讲学论文关系密切的朝官30余人也拟予贬谪。以上共拟处罪300余人。
案件判决只待皇帝最后裁定。圣祖意识到拟刑过重、株连太广不利于“收拾人心”，况且自己将近60大寿，遂颁旨宽减。法司则坚执不移，以至于5次上奏，恩旨再三。最后当然是遵旨宽减：戴名世处斩，亲属族人编入旗籍；方孝标免戮尸，亲属族人发配黑龙江；尤云鹗、方正玉、方苞、汪灏俱免死，与亲属编入旗籍；王源、朱书已故，免议；一应朝官免议。时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
人被诛，所著书连同印板一并禁毁。作为尾声，戴名世友人翰林编修刘岩因藏有《南山集》，事发被流放。
这场大狱中的方苞是清代散文“桐城派”的开山祖。他与戴名世有远亲关系（戴母是方从姑母）比戴名世小15岁，为《偶抄》作序时还是举人，古文已很有名。康熙四十五年，方苞会试中式，得母亲病讯放弃殿试还家侍母。案发后被囚在江宁狱中，后移送刑部大狱。他在刑部狱中坚持做学问，著有《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及古文《狱中杂记》，表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学者风节。方苞不仅为戴集作序，而且还收藏板片，又是方孝标族孙，情罪重大，非同一般。多亏他古文名气大，经大学士李光地申救与推荐，得以不死。结案后不久，圣祖特地召他入值南书房，后又让他辅导诸皇子读书，颇予礼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圣祖终究还是爱才。
《南山集》虽是文集，《南山集》案实际上是一起史案。与庄氏史案比较，它的处理结果堪称宽大。且戴名世所著文字并未一一追究，戴曾作诗为其师张英予告归里送行，就语多违碍，如“一帆远引去，谁得系麟羽”；“譬陟崧华颠，跬步虞失坠”；“系维亦奚为，公去久尅期。五年遂前请，放骋如脱羁”。陈衍《石遗室诗话》云：“律以曾静、胡中藻诸狱，即此已是供锻炼矣”（卷十一）。但毕竟是50年不遇的大狱，留在人们心目中的阴影是浓重的。此案在康熙一朝文治中显得非常不协调。康熙后叶，圣祖年事渐高，做了半个世纪皇帝，生理、心理都不免“倦勤”，案件又正好发生在他为废立太子而身心交瘁烦躁不安的时候，其间有没有某种关系？发起这场大狱的赵申乔素有清直之名，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件不得人心的“缺德”事？这些方面都有待深入考究。
赵申乔之子赵熊诏与戴名世同榜及第，戴名世中会元后众人认为他必能联捷状元，谁知状元却被才名远不及戴名世的赵熊诏攫去。人们对此颇有议论，认为赵申乔托了人情。有人认为，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是为了平息舆论而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另据《永宪录》，此案系太子胤礽指使赵申乔告发，则似别有党争背景。
这时正值“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一案”（即指安郡王马尔浑丧事期间，部分满族官员，多次聚集都统鄂善家宴饮，参加者有一二十人，除去步军统领托合齐、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外，多为八旗都统、副都统等武职人员。参与宴饮者中，包括原为安郡王属下辛者库的都统雅图）即将被公开披露前夕，胤礽当早已闻知此情。他有意引发戴名世案，实为对反太子派实行报复，旨在转移康熙帝的视线，延缓对结党会饮案的公开揭露。
康熙时期的史案除庄氏史案和《南山集》案以外，还有二起比较特殊的事件。其一，二十六年（1687）冬，大学士明珠坐私删《起居注》罪，被处死；其二，三十年（1691）七月，朝鲜使者擅自在中国购买《一统志》，被发回本国治罪。附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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