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孙奇逢，字启泰，学者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著有《甲申大难录》一书（一说孙奇逢只是参订者），记录甲申年（顺治元年）明京师城破朝官死难事迹，清初济宁知州李某（佚名）捐资刊印。庄氏史案发生后，有人告发李某刊印“逆书”，李某因此被捕。孙奇逢闻知，要往刑部投案，对劝阻他的人说：“天下事只问有愧无愧，不问有祸无祸。我已是81岁的人，能享这个岁数已是心满意足。”临行正逢有人远道前来请教学问，孙奇逢为他一一辨析讲解，然后登车上路。中途获知官府已查明书是表彰忠烈之作，业已无事，方才折回。时为康熙三年（1664）。
《岭云集》案 《岭云集》是一部唐诗评选本，评选者闵声、吴楚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江南吴江人吴宗潜题序。吴楚在庄氏史案中受牵连被诛。校对者之一的范希曾是安徽一富室，奸徒便以吴楚为口实前往恐吓敲诈，未得逞便出首控告，于是范希曾、闵声、吴宗潜皆被捕入狱。时为康熙三年（1664）。一年后案决，三人皆获释。当时狱中关押的多系士人，闵声在难友中慷慨作歌，众人赓和。闵声戏称为“圜扉鼓吹”，出狱后辑成《圜扉鼓吹编》为这场祸难存照。
阎尔梅诗祸 阎尔梅，字用卿，沛县（今属江苏）人，明末举人，为复社骨干。明亡，参与抗清活动，一度被捕入狱，假释后携子出亡10余年。离家时平毁先人坟茔，让妻妾自缢死，备有不测则一人承担。康熙初年，阎尔梅返回家中，被仇人告发，遂再出亡，后入京自首。官居刑部尚书的龚鼎孳是其故交，为他疏通关系，事得解。阎尔梅的长期出亡，据其友人黄宗羲所言是由于诗祸，其诗中也有“贾祸诗文尽数删”之句，但得祸始末已不可考。他所存留的诗篇多记时事，堪称“诗史”。如记录清军暴行的《惜扬州》，诗中直言：“伤哉胡骑渡河南，杀人唯独扬州多”。具体描写令人惊心动魄，如云：
一朝旗纛广陵飞，笳鼓声悲箫鼓歇。
鸣刀控矢铁锋残，僵尸百万街巷填。
邗沟泉流京观
，乱漂腥血腻红湍。
掠尽巨商掠贵介，裘马郎君奔负戴。
缯帛银钱水陆装，香奁美人膻卒配。
妇男良贱苦鞭疮，疾驱枯骨投荒塞。
死者未埋生者死，鸭绿江头哭不止。
此等大有“违碍”的文字得以漏网流传，应是告讦者耳目有所不逮。
顺治、康熙时期，诗人实录时事抒写感慨的作品何止万千，仅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就辑有600余人的2000余首，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干犯时忌。举例说，清廷下剃发令，强迫汉人理满洲发式，即男子剃除四周之发，留下头顶部分结成长辫，违抗者处死，诗人为此大作讽刺诗。如吴江书生吴祖修《剃头》二首：(www.xing528.com)
吾生适值鼎将迁，卅载头毛未许全。
四角不妨芟似草，中央何必小于钱。
偶然梳篦诚为赘，时复搔爬也觉便。
共遵王制剪
髻，数日无端又郁兴。
一撮尚留原属我，周遭都去愧逢僧。
临风喜试吹毛刃，束发难施绾髻绳。
最是青春儿戏日，屋檐初覆记吾曾。
这类作品无疑是祸胎，追究起来足以破家杀身，好在此事并被追究。王夫之作“百梅诗”就险些遇祸（见《船山全书·和梅花百咏诗》）。毛先舒《诗辩坻》鉴于此，举诗戾17端，深以讥刺为戒。为免文字之灾，有的文人只有割舍所爱，如江西新城（今黎川县）人涂允恒，“晚益好读书而少著述，以世多文字之祸，更取所作诗、古文尽焚去”（见《魏叔子文集处士涂允恒墓志铭》）。而萧山毛奇龄，为人狂傲，才高见忌，效元人作小词杂曲自娱，仇家摘其语为诽谤，谋讦而杀之。既而按验无实，得不坐（施闰章《学余堂集·毛子传》）。可见当时文网不是很密，况且告讦者闻见有限，否则查继佐《罪惟录》定难行世。
《鹿樵纪闻》案 清初大名士吴伟业，采集明末官军镇压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史料，著成《鹿樵纪闻》一书（书名后改作《绥寇纪略》）。吴伟业死后，其门人邹漪卖屋捐资，于康熙十三年刻印该书。狃于时尚，书前开列“参订”者名氏多人。有被列名者惩于庄氏史案，遂向官府申明立案。这无异于检举，于是邹漪被逮。邹漪字流绮，江南无锡人，当被拘系起解时，举家号哭，更将家中所有之书焚却，士大夫无不哀怜。下狱后，友人施闰章设法营救，邹漪终获宽免（详施闰章《学余堂集·致金长真书》）。
其实，《鹿樵纪闻》文字并无干碍，庄氏史案也并未引来禁毁野史的诏令。相反，史案发生后不久，清廷为修明史公开征求野史，有诏云：“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无奈庄氏史案的教训太惨痛，读书人都成惊弓之鸟，所以有《鹿樵纪闻》事件。再如名儒朱彝尊出游岭南，归途在江西南昌买得书籍5箱，适逢史案发生，便将涉及明史的尽皆焚毁，5箱书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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