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科场文字案揭示世宗猜忌与严嵩修怨

明代的官学和科举考试制度堪称周密完善。童生入学有院试、乡试、会试三年一科，定期举行。考试项目除诗、赋、策、论、判、诰之类以外，新增八股文作为取舍的关键。官办儒学从京师到府县都遵制设立，朝廷配备教官，定额选拔士人入学。明初重视对学子的法制教育，太祖御制《大诰》是必修课本。又颁《学规》、《禁例十二条》等，在太学镌立卧碑，以约束士人的思想言行。在这种环境下培养的士人自然较为规矩，所以明代前期科场案件很少发生，仅有的几次事故都是考官出题疏忽所致，或兼有别的情由。

洪武三十年（1397）会试，事后发现试题有“讥讽”朝廷的文字，又出现应该回避的“凶恶”字样（即“死”、“亡”、“伤”、“绝”之类不吉祥的字眼）。该科所取52人都是南方人，廷试状元为闽人陈安。北方士人大鸣不平，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和安府纪善自信蹈遭御史参劾。太祖命侍读张信等12人覆核。张信不明太祖意图，仍取陈安为第一。太祖大怒，诛自信蹈、张信、陈安等人，刘三吾年老免死戍边。于是会试作废，诏命重试。太祖亲自阅卷，取中61人都是北方士人。这一科会试因而有“南北榜”之称。太祖有意偏袒北方士人，目的是笼络北方人心，巩固明王朝在北方的统治。此后，凡会试都注意南北录取名额的均衡分配。

永乐七年（1409）会试，所出《孟子节文》和《尚书·洪范（九畴）》题被御史劾为怪僻，考官翰林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等人坐罪下狱。

景泰七年（1456）顺天乡试，大学士陈循、王文各有一子应试被落，遂挟怨举劾考官翰林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黄谏出题怪僻。如《四书》题有“人欲自绝，何伤于日月”，策问题有“元正统”等字句，《易经》题又犯宣宗庙讳。赖大学士高毂从容解释，刘俨、黄谏未受处分。为了安慰陈循、王文，景帝特赐二人被黜之子举人出身。

嘉靖时期，随着文祸的全面高涨，科场文字案频频发生。嘉靖初年，朝官胡侍议“大礼”得罪，谪为潞州同知。沈府宗人朱勋注与胡侍有私怨，便举劾胡侍在潞州考试诸生出题含讥刺，又毁谤“大礼”。胡侍坐罪入狱，既而削籍为民。

嘉靖七年（1528）应天乡试结束后，主考韩邦奇在进呈的《乡试录》序中未列提学御史周易之名，周易遂挟怨举劾韩邦奇所作序文颠倒并删节经典。如《尚书·益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二句，韩序引作“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同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等句，韩序引用删去“至于海隅苍生”一句。不意周易劾疏中却将句中“海隅”二字写作“海宇”，奏上之后，内阁批语指摘韩邦奇、周易文中错讹，致二人均遭贬谪，四方传为笑谈。

嘉靖十六年（1537）应天乡试结束后奏进《乡试录》（取中的诗文卷），礼部尚书严嵩查出阅卷官写评语没有署名，诸生对策多有讥讪时政之语。世宗怒，命逮治主考官左春坊右谕德江汝璧和司经局洗马欧阳衢，二人最后被贬官。应天府尹孙懋等人受连累交南京法司治罪。世宗又下令，应天府这一科取中的举人不许参加来年会试。

同年广东奏进《乡试录》，严嵩发现书写格式多不合规范，如“圣谟”、“帝懿”、“四郊”、“上帝”之类字眼没有另起一行冒头书写。而且有的字体恶劣潦草，有的词句荒诞不通，有的直写本省名儒陈献章、伦文叙的号（分别为“白沙”、“迁岗”），从而违背“君前臣名”的礼制。种种纰漏，不一而足。世宗归咎于地方官师平日教导不力，管束不严，于是将广东学政王本才、布政使陆杰、按察使蒋淦等人逮捕治罪，并为此通报天下学官，严厉训诫。(www.xing528.com)

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东乡试，策问以“防虏御边”为题，把北疆的暂时安宁归因于“丑虏厌饱”，而没有归功于世宗的“庙谟”与“天威”。《乡试录》奏进，世宗批转礼部核查，指出策题含有“讥讪”。礼部核查中发现主试官用《论语》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考生中有一卷答案出现：“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这样更为严重的“讥讪”文字。嘉靖帝认定是讥讽他，龙颜大怒，大学士严嵩主张从重治罪。于是一应责任官员逮京，任主考的巡按御史叶经廷杖80，削籍为民，伤重而死；任提调的布政使陈儒以下数人贬为边方州县杂职；考生也受“廷杖”而死。据说煽动此案的有山东提学副使吕高。叶经没有请他为《乡试录》题序，吕高挟怨致书京中友人，攻击叶经以扩大事态。叶经先曾上疏揭发严嵩纳贿的事实，严嵩报怨促成此案。

同年贵州《乡试录》也为世宗和严嵩所不满，主考巡按御史削籍为民，其余考官降秩三级。

嘉靖三十五年（1556），吏部尚书李默奉命考选庶吉士，所拟策问题内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等语，被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题参。世宗大怒，命礼部会同法司议罪。诸臣认为李默妄引历史，应坐“非所宜言”之罪。世宗不甘心，责斥礼部尚书王用宾等集议诸臣有意庇护李默。于是李默被逮下诏狱，王用宾等人各夺俸三个月。刑部尚书何鳌引“子骂父”律，议李默应处绞刑。本来《明律》已删去《唐律》“十恶·大不敬”条下“指斥乘舆”等内容，表示比《唐律》宽大，何鳌作此比附已是过分。世宗犹嫌议罪过轻，说：“刑律上没有‘臣骂君’的科条，是因为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如今竟有，理应加等治罪。”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加等治罪，李默已瘐死狱中。李默居官刚正，不趋附严嵩，常与严嵩抗争，因此为严嵩所忌恨。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攻除李默既向皇帝献了忠，又为干爹尽了孝。赵文华建此大功，官升本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总之，嘉靖中后期的科场文字案大都与世宗猜忌及严嵩修怨有关，罪名都是“讥讪”、“诽谤”、“不敬”之类。暴君奸臣相遇合，科场是不会安宁的。世宗晚年疑心尤重，忌讳特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会试，吏部侍郎高拱为总裁，所出《论语》题有“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二句（见《子张》篇），世宗立即联想到下二句，“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认为是诅咒他将死。所出《孟子》题中又有两个“夷”字，而世宗一向谈夷色变，厌恶“夷”“狄”之类字眼。于是大怒，要拿高拱治罪，幸大学生徐阶巧为辩解，事方罢休。

生活在嘉靖、万历间的田艺蘅谓，这一时期的科场文字案，重者考官、考生“卒毙杖下”，轻者“有斥罢试官者，有停止会、举者”。“监临官虑犯忌讳，必择好题，过为逢迎，甚至断章取义，不成文理。及试录呈进，必用千金买求权要矣。浙闱近以大本堂作“表”题，试录巳进，有人语以此题乃懿文太子时事，恐犯忌讳，不宜。御史惊惧欲死，数千金厚赂阁下而息。又一科，出“优恤军属”判题，语误作“军士”，试录已发，差人飞骑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费千金”（见《留青日札》摘抄四）。主考官，本是科举时代十分光鲜的身份，可文字案却让他们在考试的每个环节都如履薄冰，出题无理，或重金赂通权要，就成了避祸的不二法宝。

万历时期，科场也肇生了几次由文字引起的事故。万历七年（1579），左春坊右中允高启愚主应天乡试，策题内有“舜亦以命禹”之句，当时无事。至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丁此吕上疏追论此事，说高启愚阿附当时太师张居正，策题有劝张居正受禅之意，是“大不敬”。同疏又劾当时乡会试考官徇私取中张居正之子，甚至有考官代作殿试策。劾疏引起了一场争论。大学士申时行当年与徇私有关，有意平息争端，授意法司将高启愚削籍，丁此吕降调外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顺天乡试，登科者中曹蕃等9人所撰文章多奇诡怪诞语句，致主考焦竑被劾，由翰林修撰贬为福宁州同知。焦竑是思想“异端”分子，与李贽、徐渭等人同流，颇有新奇悖俗的言论。平素所好如此，衡文取士自莫能外。晚明科场文章时尚新奇怪诞，当局一再申禁。万历二十二年和四十二年礼部所颁科场条令都特别强调“正文体”，要求“文必尔雅纯粹，平正通达”，犯禁得咎不足为怪。

明代科场文字祸的最后一簇事件发生在天启年间。当时魏忠贤“阉党”炙手可热，邪进忠黜，普天同愤。天启四年（1624），山东、江西、湖广、浙江、福建等省乡试策题和策文都不约而同地含讥挟刺。如湖广所发策题“巨珰大蠹”、“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浙江策题有“庸主失权，英主揽权而亦失权”等词句。翌年，魏忠贤察觉后追论此事，有关考官统统削籍。仅《明史》列传可查的就有兵部职方司主事李继贞（典试山东），翰林检讨丁乾学和给事中郝士膏（二人典试江西），翰林编修方逢年（典试湖广），翰林编修陈子壮（典试浙江），翰林检讨顾锡畴和给事中董承业（二人典试福建）。又据《明史纪事本末》载，丁乾学典试江西，试策中引汪直、刘瑾，触怒忠贤，降级调外，未及赴。守谦（锦衣卫指挥佥事高守谦）与乾学有旧憾，遂嗾忠贤使二十余人，拥入乾学寓，矫称有诏，乾学俯伏就逮。守谦偕诸人棰楚交下，乾学创甚，寻卒（见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