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妖书案与宗派斗争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皇长子朱常洛终于立为太子，郑贵妃的爱子朱常洵封福王，历时多年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但臣僚仍窃窃私议，疑虑事情会起变化，会有新的废立，因为当时没有为太子配备官属。在这种气氛中，产生了第二起“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二日（公历为12月14日）一大早，京师街巷乃至朝房及诸勋贵大臣家门房都发现一份刻印的传单，外题“国本攸关”四字，内题为《续忧危竑议》。传单近800字，仍用问答体，拟名有“郑福成”，意为郑贵妃与爱子福王的密谋必能成功（即福王能立为太子）。文内说神宗立皇长子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说郑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等八九人相勾结为“十乱”，阴谋改立太子。文末作者署名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书写刊印者为掌河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当然都是假托。太监陈矩把这件“妖书”缴进宫中，大学士朱赓也上疏奏报。多年来被“国本”之争弄得心烦意乱的神宗勃然大怒，命东厂和锦衣卫从速缉拿正犯。

适逢当时发生楚王府告讦事件：楚府宗人朱华趆上疏检举楚王朱华奎不是前楚王所生，是假王。朱华奎一面上疏申辩，反告朱华趆欺君罔上，一面重贿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因而庇护朱华奎，主张慢慢访查真伪，想拖延了之。次辅沈鲤及其门生、礼部侍郎郭正域则主张着紧查究，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各有支持者。“妖书”事起，沈一贯便唆使同党巡城御史康丕扬上疏，说“妖书”和朱华趆告讦都是同一伙人谋划的，言下之意指沈鲤、郭正域等人。康丕扬于是下令逮捕了经常出入郭家的僧人达观和医师沈令誉。东厂逮捕了郭家书办（师爷）毛尚文，后又缉获有重大嫌疑的妖人皦生光及其妻小。沈一贯等人企图逼诸人诬攀郭正域，未能得逞。

当时想借“妖书”另做文章的不止沈一贯。同知胡化与教官阮明卿有私怨，乘机诬告阮明卿是“妖书”作者。阮明卿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依附沈一贯，而胡化则与郭正域同乡又同科登第。于是钱梦皋上疏诬劾郭正域、沈鲤、沈令誉、胡化等人同谋制造“妖书”。神宗半信半疑，令郭正域回籍听候发落。厂、卫对所捕诸人严加拷讯，致使达观死于酷刑，沈令誉、毛尚文等人奄奄一息。锦衣卫接着拘讯郭家乳母、婢女、书童15人，诱骗郭家乳母之幼女及毛尚文编词诬供。然而经东厂复审，诸人口供牛头不对马嘴，搜查沈鲤住宅也一无所获。

另外，锦衣卫都督王之桢借“妖书”案逮捕了锦衣卫指挥周嘉庆和中书舍人赵士祯，目的是报私怨。

至此，这起“妖书”案已逮捕了数十人，它幕后交错着复杂的恩怨关系和宗派争斗，许多张阴险、卑鄙的面孔隐现其间。案件暂时搁住了，占上风的沈一贯党加紧幕后活动，看来沈鲤、郭正域党非吃大亏不可。事情传到东宫，太子朱常洛对近侍发脾气说：“凭什么要杀我的好讲官！”郭正域当年曾在朱常洛身边做过讲官，朱常洛不忘旧谊，有心庇护他。这话一传出去，沈一贯党才慢慢撒手，最后用重刑逼皦生光诬服，依律论斩，神宗亲自定案：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家属戍边。沈鲤、郭正域、周嘉庆等人终免大难。

皦生光真姓名为杨本，直隶文安县（今河北文安）庠生，失意潦倒，为人狂狡。先年曾用“松风狂客”的署名题“妖诗”云：

五色龙文照碧天，谶书特地拥祥烟。(www.xing528.com)

定知郑氏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

诗意影射外戚郑家密谋立朱常洵为太子，为将来郑姓篡位做准备。所谓“松风狂客”，隐指郑家亲戚包继志。包继志是富商，皦生光想用这首“妖诗”恐吓他，向他勒索钱财。“妖诗”写好后，皦生光用自己的真姓名题了一段跋语于其上，诡称“妖诗”是他从“贵家庄”（指郑贵妃娘家所在的今北京市大兴区郑家庄）偶然拾到的，读后失声痛哭，被左右惊觉夺去。他回家愤叹之余，把“妖诗”写出如上。皦生光将“妖诗”连题跋雕版印刷，贴在郑家和包家大门上，并在各街巷投放。事情被官府查明，皦生光坐罪远戍。后来从戍地逃归，改名皦扬，字冤之（“生光”似是别名）。他经常写些不三不四的文字，怨恨郑家，志在报复。曾造句自励云：“尔大冤未白，而规规于小侮；尔大忠可伤，而规规于曲谨。”“妖书”事起，缉事特务自然不放过他。以上案情，出自曒生光口供，未必真实可靠。

定罪时，刑部尚书萧大亨认为证据不足。礼部侍郎李廷机则坚信不疑，主要理由是：皦生光有报仇的动机；“妖书”内有“侯之门”之句，“妖诗”跋语内也有此句。太监陈矩等人想早日结案交差，以免连累更多的人，从而坐定皦生光充当替罪羊，罪名是“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至于“妖书”的真正作者，有人认为是和沈一贯同乡的赵士祯，有人说是锦衣卫官员郑朴，但是都没有充分证据。

万历中叶的这两起“妖书”案，实际上是官僚队伍的两场宗派斗争。两件“妖书”实际上是两篇朋党倾陷作品，与一般“妖书”不相干。一般所说的“妖书”，是指含有迷信色彩的煽惑性宣传文字，如天文图谶之类。类似的歌谣、诀语，则称为“妖言”。这类“妖书”、“妖言”，历代悬为厉禁，犯者必诛。如洪武十七年（1384），盱眙有人伪造“天书”呈献，被处斩；天顺间，权倖石亨及其同党造“妖言”谋叛，事发被诛。弘治元年（1488）又有刘概“妖言”案。

刘概是山东济宁人，官寿州知州，当年入京考绩。时值四川饥荒，孝宗派郎中江汉前往赈济。中书舍人吉人认为江汉难以胜任，另荐御史汤鼐和刘概等人。少傅刘吉曾受汤鼐弹劾，时刻伺机报复，这时便唆使御史魏璋疏劾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党”。吉人被逮，政敌逼他供出同党。魏璋又唆使同僚陈璧等人疏劾汤鼐、刘概“自相标榜，诋毁时政”，证据是：刘概曾向汤鼐贿银通书，书中自言夜间梦见一人骑在牛背上将要坠落，汤鼐上前扶持，那人才转危为安，汤鼐又用五色石引导那牛走上走道；刘概在书中解释说“人”、“牛”二字合成“朱”字，梦的意思是汤鼐有辅佐朱家天子、扶救大明王朝之功。于是，汤鼐、刘概及吉人推荐的几名官员都下在锦衣卫狱，刘概坐妖言律论斩。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人认为不应坐妖言律，刘概得免死遣戍海州，后卒于戍地。吉人、汤鼐等人分别受处罚。

不言而喻，这一事件其实也是一场借文字发难的朋党倾陷。明代文祸一些事件的内幕、背景是官僚士大夫的“党争”，“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往往就是文祸最严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