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以后，是明王朝社会动荡与酝酿变革的时代，兵变、士变、儒变、民变、“妖”变、佃变、奴变到处爆发，此起彼伏（傅衣凌《周玄
〈泾林续记〉事件辑录》，见《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文人学者中出现一股蔑视权威、怀疑传统的思想潮流，涌现了一批敢想敢说、与众不同的人物，如李开先、屠隆、焦竑、张燧、徐渭、李贽、杨起元、袁宏道、汤显祖等，杨起元就曾狂言：“日受千金不为贪，月奸百女不为淫。”（载《万历邸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贽。
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举人出身。他做过几任小官，后为云南姚安知府，任满告别官场，携眷流寓湖广黄安，寄居契友耿定理家，著书论学。
李贽自称“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指道学），不信仙释”，事实上深受王学影响，对佛家、道家乃至西方某些哲学观点也有所沾濡，而与程朱理学及诸多传统意识和世俗观念格格不入，所著《焚书》、《藏书》等有许多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言论。道学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他却说：“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世俗重男轻女，说女人见识短，他却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还肯定卓文君的“私奔”行为，说丧夫者与其守寡，“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藏书·司马相如传》）。世俗崇拜孔子，尊为“圣人”，他却宣称：“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他用自己的眼光审量历史，觉得“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续焚书·与焦弱侯》）。在文学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说》）。他还热心评点被卫道之士骂为“诲盗”的《水浒传》，给予很高的评价。诸如此类，堪称“千古只眼”。
李贽的思想言论具有极大的叛逆性与战斗性。他尤其痛恨那些“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假道学、伪君子，挖苦他们说：
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学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以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续焚书·三教归儒说》）(www.xing528.com)
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理去世，李贽携家离开黄安。他派人把眷口送回福建原籍，独身寄居麻城龙湖芝佛院，与二三知己讲学论道。不堪世俗之累，索性落发为僧，却又保留胡须。他在佛院著书讲学，附近男男女女都慕名前来听讲，远在公安的袁宏道兄弟也来拜访。当地守节女士梅澹然常到佛院与他谈道论法，为此招致世俗流言蜚语。由于他攻击假道学的许多言论是为耿定理之兄耿定向而发的，身为刑部尚书的耿定向便寻隙报复。万历二十四年（1596），耿定向门生某御史巡按麻城，将以“大坏风化”的罪名加害李贽。李贽不得已离开麻城，先后漂泊两京，最后返回湖广，住在邻近麻城的黄檗山。麻城官府加以“宣淫”的罪名，煽动人们把他逐出黄檗山，捣毁了他的住屋和预造的藏骨塔。李贽离山后北赴京师，滞居京东通州。时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贽已75岁高龄。
次年闰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参劾李贽，说李贽所著书荒谬不经，蛊惑人心。说李贽在麻城与浪游子弟同游庵院，白昼挟妓同室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有的甚至携衾枕与李贽同住庵中，以致麻城“一境如狂”，青年后生劫夺钱财，强奸妇女，士人沉溺佛教。疏中最后建议把李贽解回原籍治罪，所著书焚毁。神宗准奏，颁谕认定李贽“倡乱道，惑世诬民”，命厂卫法司拿问治罪，所著书已刻未刻全部焚毁，私藏者处罪。谕下，李贽被逮下通州狱，等待解京。同年三月的一天，李贽在狱中乘理发之机取剃刀自刎，延捱数日而死。
李贽虽然受迫害而死，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长留人间。他的著作虽然屡遭禁毁，被害当年有禁令，天启五年又有禁令，清代仍在禁毁之列，却屡禁不绝，甚至越禁越流行，传到朝鲜、日本。李贽的名声也越禁越大，书商编印书籍多假托其名以广招徕。清初名儒顾炎武兴叹：“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日知录》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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