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学者中有“异端”，才子文人中也有“异端”。明代中后期才子满天飞，文坛上出现了一队队狂士。“十才子”、“七才子”、“吴中四才子”之流②，大都恃才傲物，狂言怪行。黄冈才子王廷陈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受业中途休息时攀上树顶狂呼大叫，教习官员装作没有听见。后来任裕州知州，赤脚袒胸坐在堂上审案子，见群鸟落在树上，便丢下审讯取弹弓射鸟取乐。吴中才子祝允明酒色声伎嗜之如命，所著《祝子罪知录》“其举刺予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庄周为亚孔子一人，严光为奸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四）。按照封建礼法，这样的才子都是所谓“名教罪人”，可是当时却恬不为怪，甚或到处受人奉迎。
这种狂怪风气的形成，人们归咎于禅术的流行，故有“狂禅”、“魔禅”之称。的确，自唐宋以来佛门南禅大盛，士大夫普遍受其影响。浅层濡染的则蔑弃礼法，狂言怪行，如王廷陈、祝允明及张献翼、屠隆、焦竑、徐渭、李贽、杨起元辈，深层浸润的则造立学说，开辟宗派，与正统的程朱之学立异，如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所发明的“心学”泛滥百余年，被当局视为最可怕的“异端”，王学之禁成为明代学禁的最大事件。
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弘治进士。正德元年，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因疏救戴铣被廷杖40，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据说他在龙场昼夜凝神静坐，一日深夜忽然大汗淋漓，跳跃如狂，“心学”就这样豁然通悟而得。这种得道方式，实与禅宗南宗标榜的“顿悟”无异，也是一种“立地成佛”。所谓“心学”，又称“良知之学”，即认为人人心中都具备先天先验的“良知”，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在这“良知”中，“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修身之道就在于“致良知”。王学实际上是发展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学说，因此人们合称为“陆王之学”。
信仰王学不必读书明理，砥砺德行，入门容易，速成也不难。于是被程朱之学折磨苦了的一代学者趋之若鹜，王门弟子一时遍布大江南北。王学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讲学，即聚众清谈。王守仁好为人师，自任南赣巡抚以来讲学于戎马倥偬之际。各路弟子不甘落后，几乎个个都是讲学狂。《明儒学案》记载：
王畿致仕以后，“林下40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年80余犹周流不倦”（卷十二《浙中相传学案》）。
韩贞身为陶工，粗通文字，便“以化俗为己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出处同上）。
罗汝芳为宁国知府，“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趺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遗”（出处同上）。
嘉靖时，书院、讲会遍天下，正如清人陆世仪所言，士大夫几乎“无人不讲学，无日不讲学”（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一）。甚至连当朝大学士徐阶也在京师灵济宫讲学，听众达5000人。
“讲师”们所宣讲的内容，据反对者说，是“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明史·张岳传》）；“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明史·杨时乔传》）。明末钱谦益则讥之为“聋参哑证，瞎棒胡喝”（《书金陵旧刻法宝三书后》）。总之，嘉靖、隆庆时期王学的流行和王门师徒的讲学狂潮，对于明太祖以来“列祖列宗”所苦心培植的官方哲学和风俗人心，无疑是极大的破坏。于是卫道者对王学发起攻击，禁令频频而降。
嘉靖元年（1522），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攻击王学之徒“倡异学以号召，天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取陆九渊之简便，诋朱熹为支离”，请求世宗下诏“痛为禁革”（《明史·章侨传》）。御史梁世骠也有内容相似的上疏。世宗于是下诏申禁云：“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明世宗实录》）
二年（1523），京师会试，考官发策痛切诋毁王阳明之学。
七年（1528），王守仁病卒。大学士桂萼等人上疏攻击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请求追夺王守仁爵位（王守仁平宁王之乱，封新建伯），“禁邪说以正人心”（《明史·王守仁传》）。于是，明廷下诏停止王守仁的爵位世袭，取消一应恤典。
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攻击湛若水之学为“伪学”（湛学背程朱，又与王学立异），明廷申禁湛若水、王守仁的著作，禁讲学，毁书院。后来湛若水卒，有人请卹，世宗怒其“伪学”盗名，不许。(www.xing528.com)
十七年（1538），明廷重申讲学、书院之禁，颁诏：“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明世宗实录》）
二十年（1541），太庙火灾，给事中戚贤乘机荐举南京兵部郎中王畿（王守仁弟子）。阁臣夏言和世宗皆斥王畿“伪学”，罢戚贤官，王畿斥归。
三十八年（1559），礼科给事中张岳上疏参劾大学士徐阶讲学之过。
神宗万历七年（1579），明廷颁诏毁天下书院。当时张居正执政，大力整饬吏治与学风。
万历中叶，通政使杨时乔上疏参劾罗汝芳，请求禁缔王学。神宗允准。礼部尚书冯琦和前礼部尚书余继登等人也分别上疏请禁王学。
据上列未必完备的资料可知，王学及王门讲学之风实际上是屡禁不绝。天启中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还在京师建首善书院，聚同志讲学其中，高攀龙、刘宗周等人曾参与。高攀龙、顾宪成等人斥归后又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从而酿成“东林党”运动，导致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发动第二次毁书院风潮。
王学被禁，王门弟子也往往遭殃，何心隐便是典型。
何心隐的真实姓名是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人。他青少年时读书习举，补县学生，中年抛弃举业，热心乡中公益事，颇有令誉。又拜同乡王门弟子颜钧为师，接受了王学的洗礼。嘉靖三十八年（1559），就县中征收“皇木银两事致书讽刺县令，为此受诬入狱，判戍贵州卫，得友人援救，狱解。次年，梁汝元入京，与方士蓝道行相结，密谋借扶乩迷惑世宗以扳倒严嵩。两年后严嵩罢相，梁汝元也被人视为奸侠，遭通缉。为了避祸，他改名何心隐，离京浪迹赣、闽、鄂、皖、川等省，到处讲学。万历初年，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何心隐起而反对，曾扬言入都煽动士人驱逐张居正，赣籍朝士傅应桢、刘台、邹元标劾张居正，张疑何与之同党。当时湖广、贵州等地有人惑众谋反，张居正授意地方官将何心隐陷入谋反案中。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在安徽祁门被捕，解武昌，被湖广巡抚王之垣笞百余，死狱中，天下称冤。人们认为，王之垣素与何的契友程学博有隙，故借机泄愤。何死，金溪周复、祁门胡时和，与程学博收其尸，归葬于孝感程学博兄学颜墓侧，名士李贽、邹元标、顾宪成、陈际泰等多人撰文表同情，称冤。友人周良相祭文称其狂非流俗之狂，乃“观过知仁之狂”，“当仁不让之狂”，“固穷俟命之狂”。程学博祭文称何“自家居以至四方，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
何心隐虽到处讲学，但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华书局1960年辑刊的《何心隐集》，书中多为讲章及上县府省自辩的书信。《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述及颜钧、何心隐二人生平思想。泰州学派被称为“左派王学”，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学说简单易行，极具平民色彩，何心隐承其衣钵。黄宗羲认为：“心隐之学，不堕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理显于事。”何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以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因极具鼓动性，故其讲学引来“方技杂流，无不从之”；何反对“无欲”，主张“育欲”，看似“坐在利欲胶漆盆中”，但又主张“寡欲”、与民同欲，故“独不肯治生”，并在家乡江西永丰试行过乌托邦，“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何本质上是“诵法孔子者”，却为理学正宗所不容，除因独到的“性欲论”，更因“独来独往，自我无前”的大言狂语。五伦中，他最重朋友，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有挑战封建专制主义的意味，李卓吾以之为圣人，说明李对何的认同与思想的契合，他们都不为当局所容，必置其死地是无疑的（见《明儒学案》卷三二，李贽《何心隐论》）。
颜钧字山农，吉安府永新人。是王门泰州学派徐樾的弟子（一说王艮弟子，黄宗羲云：“王守仁之学，一传而为王艮，二传而为徐樾，三传而为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据说他读书不多而好为创解，其学归释氏。咸丰中有家刻本《颜山农先生遗集》，今人辑为《颜钧集》。颜钧为人任侠仗义，有用世之志，但未免显得浮嚣、张皇，人讥为“诡怪猖狂”。后在南京因事下狱，囚禁数年，赖门人罗汝芳营救出狱，戍边释归，年80余卒。据传，颜钧凡弟子投谒，必先殴三拳以为贽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贯编》条）。
在“正人君子”眼中，颜钧、何心隐都是典型的“异端”妄人，公道而论，他们够不上儒林人物，更谈不上思想家。而大名士王世贞认为称他们为“江湖大侠”还算贴切。在晚明，堪称思想家而又被视为“异端”之尤者，当推王守仁的私淑弟子李贽。他的遭遇又惨于颜、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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