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诗文祸案：洪武时期的惊人诗文案例

明代诗文走复古之路，成就不大，正如清人申涵光所言：“有名篇而无名集”。在明人诗文中，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作品百不遇一，因此，诗文致祸的潜在危险较小。

从另一面说，统治者也不习惯吹求士大夫的诗文作品。明代帝王多不能文，也不好文。据《明史·艺文志》，14朝皇帝有诗文集的仅6人。其中太祖最多，有55卷，神宗仅1卷《劝学诗》，其余多则20余卷，少则数卷，与宋帝比较相去甚远。也许由于不爱好、不熟悉，明帝对于士大夫的诗文作品一般都不怎么留意。只有太祖例外，洪武期间制造了许多诗文祸案。成祖禁毁方孝孺等人的文集，不过是因人废言，并非对诗文敏感而挑剔字句。上行下效，士夫也不大从事文字吹求与告讦，中晚明那样剧烈的宗派斗争，很少有借对手文字发难的。

当然，事件还是有一些，只是影响不大。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佥都御史张楷奉命在福建剿“贼”，日日饮酒赋诗，军务废弛，诗咏倒颇有收获。如《除夕》诗有句云：“静夜深山动鼓鞞，斯民何苦际斯时”；“乱离何处觅屠苏，浊酒三杯也胜无”；“庭院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这类诗句即兴摹写，别具风致。一时流传京师，为礼科给事中王诏所劾，张楷坐罪免官。此人在宣德时曾因献诗被劾，可谓好咏成癖，执迷不悟。

同年，逃人涂仁用进呈诗文希望获一官半职，却被刑官拘讯。刑官认为涂仁用诗文“语涉妖妄”，拟处死刑。英宗开恩，准其减死流戍辽东铁岭。

和涂仁用同样作非分之想的有罗学渊。此人系江西万安布衣，著有《大明易览》，于天顺四年（1460）赴阙呈献。《大明易览》大概是一部介绍和颂扬大明帝国的资料性杂著，里面却夹杂诗歌300余首，有咏狗、咏跳蚤、咏虱子的，有嘲笑丑妇的，也有阿谀权贵的，题材既猥陋，词句又诞妄。英宗大怒，命法司将他逮捕，会同诸大臣廷审。诸臣据“妖言”律拟处斩，英宗命免死加以禁锢（剥夺科举仕进之权）。

涂仁用、罗学渊想借诗文做官，做了官的则想借诗文求名。成化时，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因直谏忤宪宗而落职致仕。致仕前他曾经求人给自己作了一篇《王大司马传》，刻板印行，以博身后之名。《传》中主要写他的直谏事迹，颇有居功自喜的意味。进入弘治，孝宗借重他的名声，起为吏部尚书。王恕年纪虽老，性直如前，与大学士刘吉、丘濬等人不相向。当时有太医院判刘文泰，为谋求升迁经常出入丘濬宅，无奈王恕公直无私，无法通融。刘文泰遂怀怨恨，在丘濬鼓动下参劾王恕在《王大司马传》中自比伊尹、周公，说《传》中称奏疏留中为“不报”，是彰明先帝（宪宗）拒谏之过。王恕上疏自辩，并请求追查刘文泰上疏的幕后策划者。于是刘文泰被捕，供出丘濬。孝宗无意株连，置丘濬不问，仅将刘文泰降为御医，同时责王恕作传沽名，令焚毁书版。王恕生前死后名声都不坏，唯独这件事亏损名节，自讨没趣。还亏孝宗宽宏，事态没有扩大。

又弘治十二年（1499），云南按察副使赵炯将所作诗12首并序献上，序文自诩劝谕夷人之功，意在谋求升迁。孝宗怒，降其官。(www.xing528.com)

作诗讽刺而得祸的有张弼。成化中，张弼为兵部员外郎，作《假髻曲》讽刺权贵矫饰欺世。其辞云：

东家美人发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

西家关人发及肩，买妆假髻亦峨然。

金钗宝钿围珠翠，眼底何人辨真伪。

夭桃窗下来春风，假髻美人归上公。

当政者怀恨于心，便让张弼出为南安知府，期满不予迁调，任其丢官还乡。

又嘉靖中翰林院编修赵祖鹏罢官家居，被宗人赵驯告发他作诗讪谤君上，下锦衣卫狱论死，至隆庆元年始得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