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第3版）：字句小疵导致祸事记录

中晚明疏谏之祸大体如前文上述。此外还有一些小事件情况比较特殊，即罪咎的产生并非章疏内容犯忌，而是由于个别字句疵误所致，如措辞不当，错别字等，甚至包括书写潦草、格式不当等。当然，字句不当往往导致内容犯忌。但这类事件多是有意挑剔，找借口加罪于人，如前文所叙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因疏字潦草被贬官。

单纯的字句小疵，古人也看得很重，因为章疏是写给君上看的，事关君臣大礼。西汉王朝就规定：吏民上书如果字体不正（不标准），必须举劾。北周宣帝也有诏：上书字误者要治罪。明初有一例：洪武末年，署左佥都御史景清上疏有误字，怀藏印章加以更改，被劾下锦衣卫狱（不久获释）。不难理解：有错别字就是对皇上的“不敬”，不管更改与否。

又如永乐间工部左侍郎张本上疏署衔误“左”为“右”，为给事中所劾。成祖还算宽大，没有拿张本治罪，只是将错就错，把他降为右侍郎。当时酷吏纪纲，马麟等人经常挑剔章奏文字，以事陷害。久而久之，成祖感到厌烦，训谕马麟等人说：“奏牍一字之误便喋喋不休，太琐碎了。今后有错字就改正，不必奏闻。”马麟说：“有的章奏不称臣，不可饶恕。”成祖说：“那也不过是偶然遗漏而已。言官应当陈奏军国大事，琐碎小事可以忽略。”

宣德以下几朝能守祖训，不借字句小疵生事端，成化以后则不然。成化十八年（1482），南京御史李珊等人上疏请求赈救饥荒，宪宗摘疏中误字，令锦衣卫将李珊等人押赴南京午门前每人杖20。权阉汪直也曾摘御史许进疏中误字，把许进重重杖责一顿。

弘治元年（1488），户部员外郎周时从上疏请求严惩前朝奸阉汪直、钱能等，并请考核两京及各地镇守太监。诸宦官摘疏中“宗社”二字不越格书写，将周时从逮捕治罪，赖孝宗宽大，不久便予释放。

弘治十八年（1505），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上疏论时政得失，涉及寿宁侯张鹤龄（张皇后弟）罪行。张鹤龄上疏自辩，且摘李梦阳疏中“陛下厚张氏”一句，诬李梦阳贬讪母后，罪当斩（其实句中“张氏”指张鹤龄），张皇后之母也出面泣诉。孝宗不得已把李梦阳下在狱中，不久释出，予夺俸处分。

正德初，工科给事中陶谐上疏劾权阉刘瑾。刘瑾摘疏中误字责令对堂，陶谐认错才免受处分。另外，刘瑾还挑剔弘治间官修的《通鉴纲要》和《大明会典》中的笔画小疵，作为打击政敌的借口。

参与编书的大学士杨廷和以下一批朝官分别受贬官降秩处分，誊录官被免职。

嘉靖四年（1525），宦海浮沉多年的吴廷举拜南京工部尚书。他坚辞不受，一再上疏称病。疏中引唐人白居易诗句：“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及宋人张诗句：“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以表达隐退之志，显得语气不庄肃，甚至用了感叹词“呜呼”。其言有云：

呜呼！零灰久冷，焰岂复燃？老马已疲，齿无复壮，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远老病之人，又复夜行冥走，以饵虎狼之口，以葬万仞之渊，此岂人情所愿有哉！（《万历野获编》卷二五）

世宗发怒，认为吴廷举有怨气，无人臣礼，勒令致仕。

嘉靖七年（1528），应天乡试主考韩邦奇为《乡试录》作序，颠倒并删节《尚书》，被提学御史周易参劾。而周易劾疏中误将《尚书》中“海隅”二字写作“海宇”致使与韩邦奇同遭谪贬（事详“科场案”部分）。另《明史·谢廷传》载，谢上疏，语直，世宗摘疏中讹字，停其俸。

世宗生性忌刻，晚年尤甚。他常从臣僚章表中找疵误，处以重罪。嘉靖三十年（1551），兵部右侍郎翁万达上疏请求致仕。世宗怀疑是畏避国事，就把他免官放还原籍。翁万达临行上表谢恩，世宗摘疏中误字指为不敬，将其削籍为民。三十二年（1553）元旦发生日食，当时天空无云，礼科给事中杨思忠和同僚上表称贺。世宗责表中字句“不成文”，把杨思忠廷杖100，斥为民，其余夺俸。第二年又因元旦贺表中“万寿”二字没有抬头书写，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40人受廷杖。这类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事件，往往别有背景。如杨思忠处重罪就是因为他当年议“大礼”时站在杨廷和一边，大忤世宗意愿。

隆庆初，御史詹仰庇奉命巡视国库毕，大生感慨，上疏劝穆宗戒奢从俭，疏中有“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之句。“照”字是察知之意，常用于对下级的公文和告示中，詹仰庇一时笔误用于章疏，被宦官检举，廷杖100，削籍为民。

万历元年（1573），慈宁宫失火，御史胡涍上疏请释放宫女以消弭天灾，内有“唐高不君，则天为虐”之句。神宗发怒，追问二句影射谁人。经张居正劝解，怒犹未消，把胡涍削籍为民。胡涍回到无锡老家，闲居八年而卒。临终自称“为民御史”，以示不屈。

万历二十年（1592），户科给事中李献可等人上疏，请让11岁的皇长子读书就教。由于事关敏感的“国本”问题，神宗发怒，摘疏中弘治年号之误，把李献可贬官调外，其余夺俸。上疏申救的言官也受处分，10余人遭斥。(www.xing528.com)

天启二年（1622）十月，翰林修撰文震孟上疏劝熹宗勤政修学，疏中言百官上朝徒具形式，不议实事，“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魏忠贤摘“傀儡登场”一句，说把君主比作傀儡，不杀无以儆戒天下。熹宗虽然没有杀文震孟，到底传旨廷杖80。经大臣申救，改为贬秩调外。文震孟不赴调，径归原籍。

此外，为皇帝起草诏敕也有得祸的。景泰间，景帝废立太子之诏由兵部尚书何文渊起草，内有“父有天下，传之子”等句，是为景帝说话的。后来英宗复辟，重新废立太子，为这些语句而怪罪何文渊。何文渊听说要拿他治罪，恐惧自缢而死。

又如天顺间承天门遭火灾，英宗畏惧“天谴”，命翰林修撰岳正为他起草一道类似罪己诏的《戒谕廷臣敕》。岳正所拟稿中有云：“意敬天事神，有未尽欤？祖宗成宪，有不遵欤？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及谕敕颁下，满朝传诵，认为切中英宗荒政。权臣石亨和宦官曹吉祥因曾受岳正弹劾，便摘出这几句指为“谤讪”。岳正受诬杖戍，已见前文。

【注释】

①“士木之变”后一年，瓦剌放还英宗。英宗回国称太上皇，居南宫。景泰八年二月，武清侯石亨与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经过谋划，废景帝，拥立太上皇。当时一群人到南宫迎接太上皇登位，见宫门锁闭便毁墙夺门而入，时称“夺门”事件。

②“大礼”之议初起，给事中陈光附和张璁、桂萼，上疏攻击夏良胜等人，遭到多数朝官的反攻。刑部主事叶应马总上疏揭发陈172条罪状，陈洸削籍为民。嘉靖六年，连连升官得势的张璁、桂萼为陈翻案，叶应马总削籍谪戍辽东。其余奏劾过陈以及与陈案有关的人全部获罪，逮捕入狱者达一百数十人。

③李福达是山西崞县人，加入民间“妖党”，被捕逃脱，改姓名为“张寅”，倡弥勒教鼓动民众。他输粟买得太原卫指挥使官衔，又借邪术得以结附武定侯郭勋。嘉靖六年，山西按察使马捕得“张寅”。郭勋出面关说，马不允，上疏劾郭勋庇护奸人。嘉靖帝不问，仅将“张寅”处死。于是言官多人疏劾郭勋，认为应当连坐。郭勋当年议“大礼”时站在张璁、桂萼一边，与众官作对，这时上疏申辩说众官借端报当年之仇，张、桂也说众官内外串通结党报复。于是，对当年争“大礼”诸臣心有余恨的世宗决心来一场翻案，命法司将“张寅”解京覆审。“张寅”到京供词如旧，翻案没有依据。世宗不甘心，将马等一应山西官员逮捕审讯，从马行李中搜得大学士贾泳等人的书信，便当作朋党交结的证据。最后，马被谪戍广西，与马有交往的以及办案过程中支持他的官员，或下狱，或谪贬；“张寅”被宣布为不是李福达，无罪释放，官还原衔。此案得罪的官员，计戍边12人，削籍11人，革职22人。明廷特为编纂《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④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丁酉深夜，宫女杨金英等人乘世宗熟睡之时，用绳索紧勒其喉颈，抹布塞其口，数人踞压其腹。因误打死结，世宗气未全绝，方皇后闻讯赶到，获救。十月二十一日，参与其事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及指为首谋的王宁嫔、知谋曹端妃，“诏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世宗待后宫严刻寡恩，因而酿成此变。或谓方皇后借机陷害，处死诸人中不无冤滥。

⑤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夜间，蓟州人张差手持枣木棍潜入皇太子所居慈庆宫行刺未遂，被捕。御史刘廷元等人审讯认定，张差衔冤入京告状，因患疯癫受陌生者二人指使而有此举。刑部主事王之等人进一步查明，张差是受郑贵妃宫中内侍庞保、刘成指使。于是朝臣怀疑此事与郑贵妃及其弟郑国泰有关，因为二人曾企图立皇三子（郑妃所生）为太子，一向与太子关系紧张，一时朝议纷起。在神宗和太子主持下，案件从速了结，磔张差，毙庞保、刘成。时称“梃击”案（梃即棍棒）。

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光宗嗣位。光宗恋女色，身患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凉药，至泄泻，病危时又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献以铅炼制的“仙药”红丸，红丸性燥热，一日之内连服二颗，次日身亡，在位仅一月。帝死，方从哲票拟李可灼“回籍调理”，优容之。经孙慎行倡，群臣愤然指责李可灼及其荐主大学士方从哲，弹章络绎。于是，方从哲免官归乡，李可灼遣戍。时称“红丸”案。又因“红丸”案追议“击梃”案。不久，魏忠贤翻案，李可灼免戍。方从哲不愿再出，卒于乡。

⑦光宗病中传诏立选侍李氏为皇后，立皇长子为太子。当时为便于侍候，李选侍与光宗同居乾清宫。光宗崩，李选侍仍滞居乾清宫，将影响皇长子（即太子，来不及正式册立）即位。于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倡议请李选侍移宫，朝班争论数日未决。大学士方从哲有意迁就李选侍，但拗不过众人，李选侍只得移居哕鸾宫，熹宗即位如议。方从哲等人为此受到朝班抨击。时人称这一事件为“移宫”案。天启中，“阉党”修《三朝要典》，专门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翻案。崇祯即位，毁《三朝要典》，三案维持不变。

⑧万历中后期，无锡籍朝士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和武进籍朝士钱一本、薛敷教等人先后因谏诤削官，招聚士人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原宋儒杨时讲学之处）。他们讲学之余间或评论时政，褒贬人物，与在位的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等人相呼应，隐隐形成一股与“邪党”（受清议挞伐的官僚）对峙的政治势力，攻之者称之为“东林党”。天启中，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把反对他们的士大夫都指为“东林党”，编造《东林点将录》，妄图将名单中人除灭净尽。“东林党”士大夫不屈不挠，在祸难中表现了坚贞气节。黄宗羲《明儒学案》立有“东林学案”记载了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顾允成、薛敷教、叶茂才、许世卿、耿橘、刘元珍、黄尊素、吴桂森、吴钟峦、华允诚、陈龙正等15人学术事迹。

⑨天启间阉人魏忠贤专权，一些宦官和鲜廉寡耻的官僚竞相趋附，形成所谓“阉党”，或称“魏党”。其骨干分子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称号，重要人物有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尚书来宗道、周应秋及御史崔呈秀等。崇祯帝即位，“阉党”覆灭。崇祯二年诏定“逆案”，“阉党”260余人分七等治罪。《明史》列传特辟“阉党”专目，正德间依附刘瑾的大学士焦芳和吏部尚书张等人也被列入。

⑩汪文言是徽州歙县籍监生，为人多智术，在京交游公卿、内侍，助成善政，颇有效绩，后被“阉党”劾为奸人，剥夺监生功名。天启中，大学士叶向高荐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朝士多与汪文言有交往。天启五年，“阉党”借故把汪文言捕人锦衣卫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和太仆少卿周朝瑞、大理寺丞顾大章六人受株连同时被捕。“阉党”诬杨、左、魏三人收受辽东经略杨镐、熊廷弼的巨额贿金，酷刑“追赃”，致三人惨死。周朝瑞等三人也死于狱中。次年，前巡抚周起元、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御史黄尊素等五人也下狱被害。

⑪宋英宗即位之初，与曹太后同听政。宦官任守忠恃宠胡言乱语，挑拨英宗与太后的关系。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论其离间两宫之罪，请求把他斩首弃市。宰相韩琦不待英宗颁旨便填好空白敕书，把任守忠贬官安置蕲州，并立即督促执行。英宗只好认可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