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拒谏事件：三千年文祸与朝官宗派之争

世宗驾崩，有宽厚之名的穆宗即位，言路放宽，嘉靖时期建言得祸的谪臣大都起复，但新的谏祸仍有发生。如给事中石星和尚宝寺丞郑履淳皆因上疏指摘穆宗过失而被廷杖、削籍；给事中陈吾德、李巳因上疏谏阻求珍宝，李巳下狱，陈吾德削籍。

穆宗崩，神宗继位。大学士张居正执政，整顿吏治，改革制度，作风颇为严切。于是，言路又变得险窄，事故迭起。万历三年（1575），给事中余懋学（江西婺源人）上疏请行宽大之政，被削职。同年，御史傅应祯（江西安福人）上疏请开言路，举王安石的“不恤人言”为戒，被逮下诏狱，杖戍定海。张居正认为二人存心讽刺和阻挠改革。万历四年（1576），辽东巡按御史刘台（江西安福人，张居正门生）疏劾张居正徇私、贪酷、专横之罪，被削籍谪戍而死。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丧父，依礼制应解职回籍守丧三年。部分朝官趋附张居正，倡议“夺情”，即丧期仍留京任职，戴孝办事，得朝廷批准。一些官员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获罪，被廷杖、削籍的有翰林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廷杖、谪戍的有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及进士邹元标等。吴中行是张居正的门生，激于儒家纲常礼数，不顾私恩而上疏，以副本呈张居正。他和赵用贤等人受杖后不能动弹，校尉用布套着拉出长安门，然后家人用门板抬离京城。吴中行一息仅存，幸有良药救治得不死，伤处烂肉掉落数十块，一条大腿仅剩骨骼。赵用贤身体肥，受杖责，肉腐烂溃落如掌，其妻将丈夫的烂肉腊藏起来，以示子孙。总之，谏“夺情”祸案是万历初年的一大事件。

万历中叶的谏事多与神宗的生活作风有关。神宗10岁即位，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严格管束，捺着性子守规矩，长成亲政后便恣意享乐，嗜酒好色，自诉“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又贪财使气。廷臣疏谏总离不开“酒、色、财、气”四项，直言不讳者多遭祸殃。如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范俊谏奏10事，其中一事是劝神宗节欲，为此削籍；十四年（1586），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劝神宗“慎起居”，保重身体，被决杖60，削籍；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评事雒于仁上疏论神宗“酒色财气”之病，并对症作“四勿箴”，被削籍（详《坚弧四集》卷三）。此外，十六年（1588）给事中李沂疏劾东厂太监张鲸，被指为“诬谤君父”，廷杖60，斥为民。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御史冯从吾上疏指摘神宗过失，言辞最为激切。疏中写道：

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迭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之患如此。近诵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天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明史·马从吾传》）(www.xing528.com)

冯从吾写的句句都是忠言，神宗读来却字字都是“诽谤”，盛怒之下想施以廷杖，因逢太后寿辰，经阁臣劝解而罢，后来到底把冯从吾削籍逐归。

二十三年（1595）冬，神宗因兵部考选军政不合意，处罪了数十名官员。御史马经纶无比激愤，上疏指摘神宗不祭天、不祀祖、不上朝、不读经，“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等五条过失。神宗大怒，将马经纶降三级，调外，既而贬为典史，最后削籍为民。一群申救的朝官也分别受处分。二十五年（1597）七月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上疏，劝帝格“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之“成心”，神宗恐张扬，未予理睬。

此外，因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而遭罪谴的，前后有给事中姜应麟、孟养浩、舒弘绪、王如坚、王德完，都给事中李献可、钟羽正，光禄丞朱维京，及全椒知县樊玉衡等多人。神宗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种种借口拖延（主要借口是常洛生母为宫女），意欲违制立宠妃郑氏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朝臣对此猜疑颇多，内阁、九卿、科道议论纷纷，百疏千章催促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就是所谓“国本”之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神宗推出了一个三王并封的方案，让皇长子、三子及晚生的五子同时封王，欲为日后立第三子为太子造一台阶，此事遭到朝臣普遍反对而作罢。光禄寺臣朱维京、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因上疏反对，被革职充军，三王并封的谕旨也只好收回。神宗对众人议论一般置之不理，不然，得祸者将不知会有多少。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出阁，设廷官为之讲学。二十九年（1601）十月，经无数次推托、延搁，在慈圣太后干预下，皇长子被册立为太子，历时多年的“国本”之争方告结束。

万历后期，随着朝官宗派斗争的加剧，谏诤之风大盛。但谏者未必出于公心，所谏多属琐末枝节之事，而又意气偏激。正如当时大学士许国所言：“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明史·薛敷教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忠愍奏疏》条也曰：“明末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神宗对滥谏之风虽然厌恶，曾下诏禁止章奏浮冗（穆宗、思宗也有过同类诏令），实无力挽回。至万历末年，“梃击”⑤、“红丸”⑥、“移宫”⑦三大案相继而兴，朝议鼎沸，门户之争越演越烈。部分朝野士人忧心国事，主持“清议”，形成所谓“东林党”⑧。东林党实无党，凡在八大事件中忤魏忠贤者，皆被魏党指为东林党（八大事件见《明史·顾宪成传论》）。朝班中则有所谓“齐党”、“楚党”、“浙党”、“昆党”、“宣党”、“四明党”、“关中党”、“江右党”等，大抵以乡贯为别。从此，谏祸与党争相缠结，政局益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