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生于农家长于军旅,养成务实、直截的办事作风,对于谏章要求实事直说,厌恶浮泛冗长的文章。洪武九年(1376),刑部主事茹太素应诏上书陈述时务,洋洋17000余字。太祖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听得文中对时政泛泛指摘,例如称官员多系迂儒俗吏,才干之士受排斥,幸存者百无一二,等等。太祖躁怒难捺,没等王敏读完便把茹太素召来,责斥之后施以杖责。他又拿着这份万言书向朝臣征询处理意见,于是有的指为“诽谤”,有的指为“不敬”,都主张从重惩处。独有宋濂反对惩处,认为茹太素上书出自忠心,朝廷要开辟言路就不能轻易加罪言者。于是次日晚间太祖又让人续读茹太素的上书,全文听罢,总算从最后500余字中找到四条切实可行的建议。太祖不由感叹说:“为君难,为臣不易。我求直言,希望人们实事直说,文词繁多则迷惑视听。茹太素要说的话本来五百来字就够了。”于是命中书省制定臣民上书和奏对的《建言格式》,申饬戒除繁缛文词。并把茹太素万言书中最后500余字摘出来,连同御制序言颁发全国。此举就戒除官场形式主义文风而言,固然是好事。但如果要求所有谏章都写成字字征实、事事可行的条陈,不许“风闻言事”多说一句,那么就可能听不到逆耳忠言。因此有理由怀疑:明太祖是不是想把《建言格式》当作躲避批评的挡箭牌?
茹太素是山西泽州(今晋城)人,洪武初年中举,因上书称旨授官,后来仕至户部尚书。由于遇事敢谏,刚直不阿,他曾多次受贬黜,也多次蒙赦宥。一日赐宴便殿,太祖亲自赐给他一杯酒,同时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以示恩威莫测。茹太素叩头谢恩,续韵和了两句:“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不久贬为御史,坐罪与同僚12人戴着脚镣办事,最终不免死于刑法,果然“白刃不相饶”。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祖无意中道出了他驾驭群臣的权术,为明初官场政治留下了绝妙写照。洪武间,先饮金杯后加白刃的文武臣僚何止万千: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罪(后又加上谋反罪)杀丞相胡惟庸及其同党;二十三年(1390),追论“胡党”,杀前宰相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仲亨等一批勋贵,坐“胡党”族诛者前后达30000余人;二十六年(1393),以谋反罪杀大将军蓝玉,“蓝党”族诛者达15000余人。“狡兔死,走狗烹”,打天下的功臣宿将基本上被他除尽了。他的私衷是可以理解的:太子柔懦,后又早死,皇太孙年幼,自己一旦驾崩,谁能担保勋贵不起野心?(www.xing528.com)
对于一般官吏,太祖的注意力集中在惩治贪污舞弊上。这方面的大案主要有空印案和郭桓案⑥,两案共杀了七八万人。
环顾上述巨案,就知道明初文祸暴兴不是偶然现象,它与当时阴森恐怖的政治背景相协调,是朱元璋刑杀作风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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