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事件：梁栋案件始末与金渊治罪

元世祖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后，从法律制度上把臣民分为贵贱不同的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钦察、唐古、回回等种族）、汉人（高丽、女真、契丹人和北方汉族人）和南人（原属南宋的汉族人）。在科举出仕、服兵役、打官司、纳赋税、受教育等诸多方面，居主人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享受优待和特权，处于屈从地位的汉人和南人则处处受虐待和歧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民众实行管制式的野蛮统治，有人甚至提议把汉族人全部杀光，让土地都化作牧场。就整个朝代而言，元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

但统治一个偌大的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毕竟离不开礼乐文教，不能没有儒文之士。因此，元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实行笼络、利用的政策。灭南宋后，南宋王朝的一批官僚被迫改仕新朝。世祖又下诏博征儒、医、僧、道、阴阳之士，召聘山林隐逸；下诏兴办儒学，免除“儒户”徭役；表彰历史上的圣贤、名臣，优待其后裔。在尊孔、祭孔方面，元代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的最高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便是元代加封的（宋有“至圣文宣王”之封）。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文章，儒士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高，以至有“九儒十丐”的说法⑧。元朝统治者对儒文一套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既不熟悉儒术，也不了解士人。传统的民族习性和语言文字诸方面的差异，使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的传统文化感到隔阂与陌生。唯其如此，他们对汉族士人的文字作品一向不大留意，连“夷狄”、“胡”、“蕃”之类字眼也不忌讳（这与清朝统治者成强烈对比）。所以，尽管元初遗民诗文大有“违碍”（如邓光荐、文及翁、汪元量等人的作品），也有人告讦，文字狱却兴不起来。当时法网甚宽，元廷不加罪“不召之臣”，遗民尽可息影林下，或结社，或独游，自由吟咏。

镇江遗民梁栋不事新朝，兄弟三人避入茅山做道士。一日游大茅峰，梁栋在石壁上题了一首慷慨放逸、寄托遥深的《登大茅峰》诗：

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路争岖。

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间心。

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

无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问秦黄金。

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潜幽深。

神光不破幽暗恼，山鬼空作离骚吟。

我来俯仰一慷慨，山川良昔人民今。

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

长啸一声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

山上道士品出诗中有怪味，指为讪谤朝廷，向官府告发。案件逐级申报到中书省，梁栋不免被捕入狱，但最后礼部把他免罪放还。梁栋好嘲骂人，众道士恼恨他，此案即为报怨而兴。

据说梁栋自己也曾告发过别人，那是他的朋友莫仑（字子山，江都人），梁栋因私隙告发他诗中有“谤讪”。被告发的是一首绝句，题为《伤丁氏故基题一绝于太虚堂》。诗云：

疏雨斑斑洒叶舟，前山唤客作清游。

芳华消歇春归后，野草荒田一片愁。

官府把莫仑逮入狱中，最后还是把他释放了。

又如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杭州人金渊想冒籍为儒，儒学教授彭宏不允，金渊便在街上张贴文字，称彭宏作诗有“异志”。官府查明事属诬妄，反而拿金渊治罪。

再如至元后叶，嘉兴人俞俊赋《清平乐》词一首，以寄怨刺。词云：

君恩如草，秋至还枯槁。落落残星犹弄晓，豪杰消磨尽了。放开湖海襟怀，休教鸥鹭惊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闲容易安排。

词稿留友人叶起处。后二人交恶，叶起竟以此词稿诉于官。俞俊行巨贿使案件交由浙省儒学提举司了断，结果这首作品被判定为寄情遣兴的闺怨词，说词中之“君”是借指丈夫。俞俊终免罪戾。

以上诸案都有人想兴诗狱害人，殊不知元朝统治者无意吹求，当时没有兴文字狱的风气。俞俊一案的轻了虽然是钱神主宰的结果，毕竟不是文字狱时代，才会有那种便宜事。

不仅含意暧昧的诗歌不作吹求，有时甚至“谋反”的檄文也可以不予追究。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江西行省逮捕了300余家百姓，因为这些人家收藏宋末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当年号召抗元的檄文。新任行省参政贾居贞一上任就把这些人全部释放，所缴获的檄文全部烧毁，还查办了一批借口搜缴檄文为非作歹的士卒。如果不是摸准了蒙古统治者的脾气，贾居贞绝不敢这样擅自处置。

易代之际大有“违碍”的文字尚且从宽发落，此后一般性的“怨谤”作品就更受宽大。元代长期废止科举（太宗举行过一次，以下空隔50余年，到仁宗时才恢复），士人对此非常苦闷、不满，加上社会黑暗，事事可哀，于是普遍借文学作品发泄牢骚怨愤。作为元代文学奇葩的杂剧和散曲，其中愤世嫉俗、借古讽今的文字内容触目皆是，而统治者不闻不问，似乎一无所知。当时刑法有“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之类律条（见《元史·刑法志》），又元顺帝“后至元丙子（1336），丞相伯颜当国……禁戏文、杂剧、平话等”（明长谷真逸辑《农田余话》）。而像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套数那样辛辣的讽刺，关汉卿《窦娥冤》杂剧那样深刻的揭露，都没有招惹是非，可见当时文网之疏。明初宁王朱权编《太和正音谱》，首列“新定乐府体式一十五家”（“乐府”即杂剧），其中一家是“盛元体”，其特征是“字句皆无忌惮”，因此又称“不讳体”。的确，元曲基本上是“无忌惮”的，其他文字作品也基本上无所忌讳，不被吹求。金宋避讳极严，元代也不大讲避讳。延祐中，翰林学士虞集才高名大，世家子弟心怀妒忌，吹求他的文字作品，指为讥讪，元帝置之不理。这并非个别偶然的现象。章太炎《讨满清檄》有云：“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这一说法大体符合事实。但元代严禁阴阳图谶，曾导致私人焚书。松江庄肃，宋亡不仕，藏书8万卷。至正六年（1346），修宋、辽、金3史，下诏求书，派史臣危素到他家访求遗书。这时庄肃已死，后人怕书中有触犯禁令之处，乃将书焚毁，危素从其家仅得500卷。（据许碚生《历代藏书史话》）

元朝统治者不吹求一般诗文作品，不有意兴文字狱压制士大夫，但直接非议时政、指斥权要或狂言惑世之类，还是要治罪的。《元史》所载，世祖一朝就有这样一些事件：

至元二十年（1283），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布衣薛宝住匿名上书自我吹嘘，狂话连篇，被处以死刑。元廷为此规定：今后上书必须实写其事，如敢投匿名书，罪重者处死，轻者流放，知情告发者赏给钱钞和犯人妻子儿女。

至元二十五年（1288），御史台吏员王良弼和前江宁县达鲁花赤吴德，分别以“非议时政，诽谤大臣”的罪名被杀。当时奸臣桑哥专权，王、吴二人对桑哥不满，因而致祸。3年后桑哥被处死，撰写《桑哥辅政碑》颂扬其功的翰林诸臣坐罪受处分，当属党附治罪。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广南西路安抚副使赛甫丁为首非议时事，根据道听途说的30余事上书指责行省执政。世祖下令逮捕赛甫丁及其徒党，赛甫丁被处死，家产籍没，其余处徒刑。

同年，高苑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高希允以“非所宜言”罪被诛，发案详情不得而知。

“非所宜言”是元代刑案中常见的罪条，指臣民超越自己的身份地位，冒昧进谏，说了不该说的话。设立这条罪名实际上等于杜绝谏言。元帝不重谏官，不喜欢臣民谏诤，有时极普通的谏事也给予极严厉的处罪。如英宗至治元年（1321），诏命在京西寿安山建造大刹，监察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与同僚观音保、成珪、李谦亨上疏谏，英宗听信谗言，竟将锁咬儿哈的迷失和观音保处死，成珪、李谦亨处杖刑后黥字流放。(www.xing528.com)

世祖也有好几次要杀谏事之臣，但对于有名望的汉族士大夫往往给予特别宽容。至元十七年（1280），范文虎奉命率大军伐日本，出师日期已经选定。这时翰林学士王磐进谏说：“日本是东夷小国，海路险远，我军即使战胜也没有义武名声，万一战败则伤损国威，我认为还是不出兵好。”世祖一向敬重王磐，这回大为震怒，认为他犯了“非所宜言”的禁条。他强忍怒气对王磐说：“按照我们蒙古的法律，你说这样的话是不可饶恕的。你是不是有别的意图？”王磐吓得连忙表白：“我赤心为国，所以才敢大胆说话。如果有二心，当初我为什么会冒死来归呢！今我年已八十，又无子嗣，我还贪图什么呢！”世祖见他这样说，转而安慰他，后来还特地赐给他一个碧玉宝枕，让他宽心安眠。

又如至元二十六年（1289），南台侍御史程文海上疏举劾宰相桑哥的奸恶，桑哥六次奏请杀程文海，世祖始终不允。

世祖以下的语言文字祸案，除上文叙及的观音保等人的谏祸外，还辑得下列事件：

成宗元贞元年（1295），江南人洪幼学上书妄言“五运”，被处笞刑；

同年，成姓某僧伪造佛经妄论灾异，被杖责流放，后被诛；又峡州路远安县（今湖北远安）僧人袁普照号“无碍祖师”者，伪造佛经以煽动造反，袁普照和刊印伪经的两僧被诛，其余同案犯分别处杖刑；

英宗至治元年（1321），赵弘祚（官位未详）等人坐妄议时政之罪，被罢官放归乡里；

文宗天历二年（1329），四川人囊加台因“指斥乘舆”，坐“大不道”罪弃市；

至顺二年（1331），湖广参政彻里帖木儿等人因出言怨谤君上，坐罪流放岭南。

元末有一起典型的诗案，发生在顺帝即位初年。当时太师伯颜擅权，剡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无罪被杀。山东宪吏曹明善在京师制散曲《岷江绿》二首为讽刺，题写五门之上。其词云：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处。行人折柳条，燕子衔芳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

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重离别，攀折复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

伯颜发怒，令左右访查知是曹明善所为，命画肖像侦捕。曹明善避居吴中一僧舍，历数年，伯颜贬死后方敢入京。

总而言之，元代文祸虽然也有诛杀、流放的重案，但事件不多，影响不大，是两宋和明清两大文祸高峰之间的低谷。经历宋元之际的沧桑巨变，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在异族统治之下声华归于沉寂，且因统治者对文字吹求的一套做法不习惯、不熟悉，所以出现了百年之久的文祸低谷。

【注释】

①或云李淑上章自辩，未受谪贬，仁宗待之如初。（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此据魏泰《东轩笔录》卷三，又见于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②当时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属淮南西路，与江南西路所辖兴国军（今湖北阳新）毗邻。作为一种著名产品，黄州竹扇似未必仅产于黄州。

③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四。所言“一斥不复”，情节不详。

④“元佑党人碑”见《金石萃编》，又见百二十卷本《说郛》卷四十马纯《陶朱新录》：

“元佑（原文作‘佑’，今多作‘’）党籍凡三等，仆家旧有《元佑奸党碑》，建炎间，吕元真作相取去最后者也，其间多是元符间臣僚。文曰：‘皇帝即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十人。皇帝命书而刻之石，置于文徳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马氏尽列所知者名氏，首列元佑奸党文臣，曾任执政官27人：

司马光、吕大防、文彦博、刘贽、范纯仁、韩宗彦、梁焘、鲁布、王岩叟、苏辙、王存、傅尧俞、郑雍、赵瞻、韩维、孙固、范伯禄、胡宗愈、李清臣、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吕公着，俱元符；黄履、张商英、蒋之奇，俱元佑。

次列曾仕待制官以上49人：

苏轼、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勔、赵君锡、马默、孔武仲、孔文仲、吴安特、孙觉、钱勰、李之纯、鲜于、赵彦若、赵高、王钦臣、孙升、李周、王份、韩川、顾临、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吕陶、王右、丰稷、张舜民、张问、杨畏、邹浩、陈次升、谢文，俱元佑；岑象求，周鼎、徐绩、路昌衡、董孰逸、上官均、叶涛、龚原、郭知章、张康国、叶祖洽、朱绂、朱服，俱元符。

次列余官177人，如秦观、黄庭坚、晁补之、欧阳、吕希哲、杜纯、孔平仲、司马康、郑侠、程颐、李格非等，并元佑；尹材、吴处厚、朱、范正平、李夷行等，并元符。此不一一罗列。后又列为臣不忠曾任宰臣2人：王珪，元佑；章，元符。

⑤在儒学历史上，程颐（学者称伊川先生）及其兄程颢（学者称明道先生），与周敦颐、张载、朱熹等五人被称为“宋五子”。他们属于同一学派，但同中有异，故有濂、洛、关、闽之分。洛学即二程之学，亦即宋人所称“程颐之学”。程颐发明唯心论的性、理之学，主张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认为天理至高无上，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说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学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之学”，宋人则别立“道学”之名。元人囿于宋人之见，特在《宋史》中为程朱学派辟“道学传”。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字说》“，王安石之学”主要指此。

⑥宋代“道学”之名，或指道家之学、道教之学。宋帝崇奉道教，曾设道教官职及相应的教学、考试和选拔制度，所习经典为《黄帝内经》、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真经》等（参阅《宋史·选举志三》）。《宋史·徽宗纪》载：宣和二年正月甲子，“罢道学。”此处“道学”即指道教之学，留意“道学”名实者不可不知。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窗炙录》、《中州集》等书载宇文虚中密谋杀金主，事泄被诛，而《大金国志》、《金史》和《宋史》均无此记载。此从《宋史》本传。

⑧“九儒十丐”之说见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又见郑思肖《大义略序》：“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