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祸有官史祸，有私史祸。后者主要见于南宋的两次私史之禁，一次在高宗绍兴年间，一次在宁宗嘉泰年间。前此，徽宗崇宁学禁中涉及私史之禁，已见前文。此述哲宗绍圣间一事：
学者陈师道采集熙宁、元丰间政事纂为编年史，书成藏于外祖父已故宰相庞籍家。绍圣间庞家惧祸，将书焚毁。陈师道与苏轼、黄庭坚为友，厌王安石之学，不事科举，以荐出仕，历官太学博士等。他一生安贫乐道，唯以此事为憾。
宋人好作野史，私家笔记多载当时之事。南渡之际，野史笔记中对徽宗禅位、靖康之乱、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有损于徽宗、钦宗、高宗和秦桧等人的形象，绍兴私史之禁由此而兴。有关禁令的颁布在《宋史·高宗纪》中有简单记载：
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初禁野史；
十九年（1149）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许人告。
史禁既设，所禁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南渡之际的野史。至于禁令的实际效力，可以从下面几件事想象一二。
其一，绍兴十五年（1145），右承务郎司马伋上疏请求禁毁《涑水纪闻》，说这部笔记是别人假托其曾祖父司马光之名撰著的。事实上《涑水纪闻》确系司马光所著，从来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司马伋为了避祸，也许还有别的目的，竟昧着良心说谎。
其二，绍兴二十年（1150）三月，右承务郎李孟坚因向友人陆升之讲述其父李光所著野史，被陆升之告发，李孟坚坐罪除名、编管峡州。李光当时正在流贬中，宋廷宣布他永远不予赦免。李光家中原有万卷藏书，因查禁私史，家人惧祸将书全部焚毁。(www.xing528.com)
其三，汝阴学者王明清家中藏书数万卷，迭遭流失，犹藏前人所撰笔记和祖先所述史稿杂记等多种。这些藏本皆记本朝典故，十分珍贵。绍兴史禁期间，其老母害怕出事，竟全部付之一炬。王明清当时在京口，回家后痛心不已，为此事一生抱憾。
其四，绍兴二十四年（1154），辰州通判何兑（一作何珫）因进呈《马伸行状》而入狱，最后流放真阳。何兑之师马伸，靖康时官监察御史，汴京失守后与众官陷在城中。张邦昌称帝，马伸坚决反对，呈书抗议，迫使张邦昌放孟后归宋。他还与统制吴荣等人谋划劫回徽、钦二帝，光复汴京，其事不成。马伸南归后上疏请求罢免黄潜善、汪伯彦，被黄、汪迫害，卒于贬途。马伸死后，何兑为他写了详细的行状，文稿带在身边。何兑从邸报上得知秦桧歪曲历史，吹嘘自己有“存赵”之功，不提马伸等忠臣义士的事迹，愤慨不平，不顾一切将《马伸行状》呈交尚书省，等于公开戳穿秦桧的无耻吹嘘，因而致祸。当时秦桧让其子秦熺（官秘书少监）把持国史纂修事务，把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全部毁灭。秦焙亲自执笔颂扬其父“功德”，塞进《日历》中，让著作郎王扬英、周执高奏上。
绍兴野史之禁历时较久，到孝宗时还有人告讦。学者吴曾著《能改斋漫录》，其中有不满王安石的议论和记事，麻城知县郑显文觉得有机可乘，便让其子郑之翰赴御史台检举。孝宗想煞住告讦之风，没有查办吴曾，却将郑之翰编管汀州。
与绍兴私史之禁不同，嘉泰私史之禁起于一次偶然事件。当时有书商要把一批野史书籍印本偷运到金国发卖，计有熊克《中兴小纪》、《九朝通略》和王称《东都事略》、李丙《丁未录》等，结果在国境线淮河南岸被官府缴获。宋王朝对书籍出境一向控制极严，禁止记录时政的书籍流传敌国（有关禁令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非经特许，不准一卷外流。此事引起当局注意，经人提议，宋廷于嘉泰二年（1202）二月下诏全面清查各地书坊印书、卖书情况，凡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的私史都在销毁之列，民间私藏和传写的官修国史、实录之类也一并销毁。偷运未成的《中兴小纪》等书大概内容较好，连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起交史官考订，然后存于秘阁，不许民间流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继《资治通鉴》而撰的巨著，作者刻苦用功30余年，至孝宗淳熙间完成。书中载有魏王赵廷美食肥彘等事，当时被人检举为“诬谤”，孝宗置而不问。至此，终于不免交付审查封存。
同年七月又诏：“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仰拘收缴申国子监。所有板本，日下并行毁劈。”（出处同上）
总的说来，嘉泰私史之禁持续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且主要与禁时政书籍外传相关。这种书禁，宁宗嘉定年间北伐失败与金人议和时还有。嘉定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朝臣又言：“近日书肆有《北伐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目的大约是怕金人误会，书者、印者、卖者并未受严处。（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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