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发生在宁宗庆元年间，它是由学禁而引起并且借助学禁来实现的。其学禁有一段长长的前奏，或者说长期的酝酿过程。
南渡之初，高宗放宽党禁，甄别党人名籍，恢复大批元祐党人及其亲属的官位恩荣。及秦桧当政，发起了与党禁有关的学禁。所禁学术有两类，一类是私史（野史），一类是程颐之学。私史之禁将在下文史祸部分载述，这里专叙与庆元学禁与党禁关系密切的程颐学术之禁。
秦桧禁程颐之学的直接原因是赵鼎当政时曾大力提倡它，秦桧与赵鼎作对，所以上台后便标新立异，倡王安石之学，禁程颐之学。⑤程颐是“迂儒”，他常用书上记载的古代礼制来衡量和约束现代人，为此曾受到苏轼的嘲笑，两人由此结怨，双方门徒互相诋讦，导致元祐党内洛党与蜀党的对立。程颐因受到苏轼一派的攻击，元祐间就一再降官、辞官，绍圣时却又因为是元祐党人而被编管涪州。孔文仲劾奏他为“五鬼”之魁。元符间程颐获赦归洛，后又授官。崇宁学禁中他再次被清洗，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最后以宣义郎微衔致仕，大观元年（1107）卒。
秦桧禁程颐之学，没有造成风潮事故。有关事迹见于《宋史》有以下几条：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右司谏陈公辅奏请禁程氏之学。朝廷颁诏间接否定程氏之学云：“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高宗纪》）；
十四年（1144）十月，朝廷“黜伊川之学”（《高宗纪》）。当时右正言何若指程颐、张载之书为“专门曲学”，力请禁绝，无人敢提出非议；（《秦桧传》）
二十二年（1152），有诏：“自今勿拘一家之说”（“一家之说”指王安石之学），程学之禁有所放宽；（《选举志》）
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前不久，又申禁“专门之学”即程颐、张载之学。（《秦桧传》）
孝宗即位后，程学之禁逐渐加剧。随着朱熹登上政治舞台和学术讲坛，反对派造出“道学”之名⑥，加于程朱之学，讥其空虚无用。朱熹被视为“道学”领袖，成为众矢之的。孝宗鉴于秦桧专权时士大夫因循苟且、诞谩奔竞的不良风气，特别注意整顿士风与学风，“道学”之徒为此大触霉头。
淳熙五年（1178）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上疏说如今学者宗尚二程、王安石二家学说，宗尚王学的失于穿凿、破碎，宗尚程学的流于虚诞、险隆，请求申诫学官，黜退专尚一家的士人。孝宗允准。
与此同时，浙东永康布衣陈亮赴临安上书纵论时事，攻击程朱之徒。其《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写道：“今世之儒者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方且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与朱熹是知交，二人“和而不同”，所持学术各异。他崇尚事功，忧心国事，曾多次上书呼吁革除弊政、抗金复土。在给朱熹的一封复信中，他自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陈亮集》卷二《甲辰秋答朱元晦秘书》）
淳熙七年（1180）五月，宋廷申饬书坊不得擅自刻印书籍，目的是防止程朱之书扩散。同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疏说如今士人宗尚性理之学，以浮言游词相高，标榜所谓“洛学”，惊世骇俗，貌似诚敬，内心虚伪。他请求禁遏这种风气，得孝宗允准。
淳熙十年（1183）六月，吏部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相继上疏，说近来士大夫中流传所谓“道学”，标榜者面善心伪，欺世盗名，请求痛加摈斥。孝宗表示赞同。从此，“道学”的恶名广为传播。
郑丙、陈贾都是左相王淮的党羽，三人串通一气正式发起对“道学”的进攻，矛头直指朱熹。这件事的背后据说有一点小小内幕：此前不久，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上任后视察台州，台州吏民纷纷控告知州唐仲友的罪恶，朱熹于是连疏参劾。此时唐仲友已升任江西提刑，尚未到职就被罢免。唐仲友与王淮同乡，两家又是姻亲，朱熹劾罢唐仲友，王淮便发起对“道学”的进攻以报复朱熹。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绍兴进士。他天性好学，一生勤于著书讲学，对做官兴趣不大，时仕时辍，屡召屡辞，声望则与日俱增。王淮执政期间，他一直在外领祠禄官。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罢相，朱熹授兵部郎官，以脚病为由坚辞不就。兵部侍郎林栗往时曾与朱熹讨论过《周易》和张载《西铭》两书义理，因见解不合而生嫌忌，这时便上疏参劾，说朱熹本无学术，不过是拾张载、程颐唾余招摇撞骗而已，又说朱熹如今做了“浮诞宗主”，仿效春秋士习，辞官不就，聚徒讲学，是败俗乱化的罪魁，请求罢免其官。林栗的上述议论遭到一些人的反驳，林栗因此被贬知泉州，朱熹也改为主管嵩山崇福宫。
总之，孝宗淳熙间围绕“道学”之争渐渐显露朋党形迹。光宗即位后，侍御史刘光祖建议泯除“道学”的提法以消弭朋党，获光宗赞同。光宗在位五年，“道学”之争稍息，尔后宁宗继位。
宁宗即位之初，赵汝愚执政，推荐朱熹，召为侍讲。朱熹看出韩侂胄不是正人，曾提出弹劾，为此贬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后召授秘阁修撰。庆元元年赵汝愚罢相贬外，次年死于永州。韩侂胄步步得志，一批政敌先后被他打下台去。
赵汝愚的贬死和朱熹等人的谪逐引起舆论对韩侂胄的谴责。韩侂胄为了压制舆论并进一步打击政敌，就发动了一场禁缔“伪学”（即道学）的运动。赵汝愚、朱熹门下士人众多，无法一一除去，正好借禁缔“伪学”这张大网把众人一网打尽。为韩侂胄谋划这一大计的是左相京镗，得力鹰犬有御史中丞何澹、监察御史胡
、右正言刘德秀等。刘德秀等人最先骂道学为“伪学”，施之于人则有“伪学之党”、“伪党”、“逆党”、“伪学之魁”、“伪师”、“伪徒”等恶名。当年蔡京举事以党禁为主，学禁为辅；如今韩侂胄举事是借行之已冬的学禁来实现党禁，且造出了如许之多的诋詈挞伐之名，毕竟是“青出于蓝”。
下面是庆元学禁与党禁的具体过程。
庆元元年（1195）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上疏提议考核学术真伪，以辨别邪正。于是，国子博士孙元卿、袁燮和国子正陈武被当作学术不正的典型而罢官。刘德秀被擢为右谏议大夫。
二年（1196）正月，刘德秀以私隙举劾观文殿大学士留正四大罪，首罪为“引用伪学之党”，于是留正免官罢领宫观。光宗时，留正为右相，曾荐举朱熹为秘阁修撰，所谓“引用伪学之党”即指此事。
同年八月，胡
上疏说近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请宁宗宣谕大臣，选官暂停选拔“伪学之党”。宁宗照准。右谏议大夫姚愈更上疏诬称赵汝愚阴结死党，谋夺帝位。朝廷于是颁诏宣布“伪学之党”为“逆党”，晓谕天下。
十二月，胡
拟稿交其同党沈继祖（官监察御史）奏上一疏，诬劾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佯辞职名，玩侮朝廷”、“写诗怨望”、“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房”等六大罪（或作十大罪，增加如“私故人财”、“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为害风教”、“家妇不夫而孕”、“哭吊汝愚”等），诋毁朱熹：(www.xing528.com)
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褒衣博带，食淡餐粗，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请求予以正法，就像孔子诛少正卯一样。于是，朱熹落职罢祠。他的高足弟子蔡元定同时被劾，编管道州。
当年进士考试，应试文字稍涉义理之学者皆被黜落，“六经”、“四书”一时成为读书人的大禁忌。
三年（1197）二月，有诏宣布：自今以后，“伪学之党”不得任侍从之职（翰林学士之类）。
同年九月有诏宣布：地方监司、帅守荐举或调动官员，不得任用“伪学之党”。当时应乡、会试者填写家状，及初仕者填写告身（履历），必须注明“不是伪学”，否则不许预试或授官。
同年十二月，依从知绵州王沇的奏请，诏命中书省设立“伪学逆党”名籍。入籍之人共59名，计宰执4人，即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待制以上官员13人，内有朱熹、彭龟年、陈傅良、林大中等；其余官员31人，内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逋、李祥、杨简等；武臣3人；未仕8人，即太学生杨宏中等“六君子”及蔡元定、吕祖泰。（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
四年（1198）四月，右谏议大夫张釜奏请下诏禁“伪学”。五月，宋廷明诏禁缔“伪学”，告谕天下。宁宗“从之”。
庆元学禁中的书禁，《宋史·真德秀传》中透露：“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所谓“近世大儒”，当指程、朱等人。如庆元二年（1196）二月刘德秀奏疏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请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
庆元二年三月，吏部尚书叶翥知贡举，上疏建议：特诏有司风谕士子，专以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文献通考·选举五》引叶翥此奏，还补充下面语句：
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適《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
同年六月十五日，国子监上言重申叶翥建议，并作出积极反应：“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翚《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行下诸州及提举司，将上件内书板当官劈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庆元四年（1198）二月五日，国子监又言：
“福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是》、《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似主张伪学，欺惑天下，深为不便。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版，发赴国子监交纳。及已印未卖，并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因依供申取旨施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同年三月二十日，又有臣僚言：“乞将建宁府及诸州应有书肆去处，辄将曲学小儒撰到时文改换名色，真伪相杂，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板。仍具数申尚书省并礼部。其已印未卖者，悉不得私买。如有违犯，科罪惟均。”（《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国子监和官员的建议均得到宁宗的首肯，庆元年间的书禁，看似雷厉风行，并重点严查书坊、书肆的雕印销售，从源头上禁止“伪学”传播。
程、朱之书到底禁绝到什么程度？限于资料，难以详考。实际上韩侂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击“伪学之党”是他的主要目的，禁“伪学”不过是借口。程朱学派的诚意正心之学不同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谤讪”文字，禁与不禁其实关系不大。庆元学禁与崇宁学禁的主要差别就在这里。
关于“伪学之党”的结局，尚有数人可述。
蔡元定流放道州（今湖南道县），四方向他拜师求学的人很多，蔡元定就在当地讲学传道。这说明“伪学”之禁并不很严，至少在偏僻的山区是这样。一年后，蔡元定死于道州。
朱熹落职后仍上书参劾韩侂胄，为赵汝愚申冤。他名高望重，韩侂胄之流也不敢拿他怎样。不久，宁宗恢复了朱熹的官职和祠禄。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于建阳家中。落葬时，韩侂胄预料将有众多“伪徒”为“伪师”送葬，命当地官员监视朱熹葬礼，准备乘机打击一批。朱熹门下许多门生故旧竟因此不敢会葬。据《朱子年谱》引庆元党禁，朱子三月八日卒，十一月二十日葬，会葬者近千人，蔡沈、黄幹均到场，黄幹主祭。学禁实行以来，朱熹门下弟子“有平生从学而不通书问者；有讳言其学而更名他师者；有变节改行狂歌痛饮，佻达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尝亲厚愤不笃，已而反损之者”（黄斡《槃涧先生墓铭》）。从这些情况看，当时的禁令还是颇具威力的。
起居郎刘光祖最先被劾贬官，索性辞官不做，他在家撰有《涪州学记》，其中写道：
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宋史·刘光祖传》）
谏议大夫张釜指为“谤讪”，把作者比作西汉的杨恽。刘光祖为此谪居房州，时为庆元五年（1199）二月。这是庆元学禁中一则典型的文字狱。
如前文所述，韩侂胄发动“伪学”之禁，幕后策划和充当鹰犬者自有一帮佞人，其实他本人未必事事穷凶极恶。“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陆游《寄别李德远》），韩侂胄自知党禁不得人心，渐生悔意。况且要发动对金战争，需要消释怨气，于是自嘉泰二年（1202）始渐次放松党禁，已死的赵汝愚追复官衔，在贬的刘光祖、陈傅良、叶適等人先后复官。待韩侂胄被诛，史弥远上台，宋廷正式下诏解除党禁与学禁，时为嘉定四年（1211）四月，自此转而对程朱之学备极尊崇，已故朱熹获赠官，予谥“文”。理宗崇儒，朱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从此朱熹为孔孟之后的第一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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