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党禁发生在徽宗崇宁年间，是蔡京之流禁锢元祐党人的一次大规模行动。本来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一度同听政，多少减轻了对元祐党人的处分，范纯仁许领宫观，苏轼许内徙，已故司马光等人追复原官。同时又因臣民上书恢复废后孟氏的后位，称为“元祐皇后”（孟后依附于高太后，元祐中因事被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元祐政局靠拢，因此有“小元祐”之称。向太后的意图是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派关系，结束多年以来的党争局面。新年改元特地以“建中靖国”为年号，“中”就是中正不偏的意思。
可是不久蔡京拜相当权，大办所谓“绍述”（二字皆为继承之意），即绍元丰之业，述神宗之志。蔡京、蔡卞、章惇等绍圣党人是元丰党人的后继，故以神宗志业为“绍述”目标。时周邦彦作诗谀颂蔡京“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这场“绍述”结束了“小元祐”政局，赢家又在绍圣党人一边，对元祐党人的迫害步步加剧。
崇宁元年（1102）九月，已故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以下120人（或作98人，多有在世者）名氏被编为党籍，徽宗御笔书写刻成“元祐奸党碑”，竖立在端门外。同时把元符三年因日食应诏上书的人分作正、邪二等，凡是反对“小元祐”、反对恢复孟氏后位的都列入正等，凡拥护“小元祐”、主张恢复孟氏后位（即所谓“诋讪朝政”）的列入邪等。正、邪二等又各分上、中、下三等，以区别正、邪的程度。调查甄别的结果，列入正等的有41人，分别给予表彰和提拔；列入邪等的有542人，分别给予处罚。凡“元祐奸党”及“上书邪等人”，不但本人受迫害，而且连其父兄子弟也被禁锢，即剥夺外出求学、科举应试和做官的权利等。
事犹未了。崇宁二年（1103）九月，蔡京以徽宗名义命各地监司衙门都建立“元祐奸党碑”。次年六月又下诏重新审定“元祐奸党”和“上书邪等人”，把这两类人合为一籍，共390人，仍由徽宗御书名单，刻石立碑于文德殿东壁。又由蔡京书写这份名单，颁发天下，命所有州县都建立“元祐奸党碑”④。当长安立碑时，刻字工常安民流泪请求不要在碑文之末留下他的名字。九江碑工李仲宁甚至拒绝刻碑。这说明徽宗、蔡京之流的倒行逆施多么不得人心。后来徽宗也感到做得过分，渐渐放松对党人及其亲属的管制。崇宁五年（1106）正月，徽宗下诏平毁党人碑，解除对党人及其亲属的一切禁锢。但蔡京之流阳奉阴违，元祐党人实际上仍受种种迫害。
以上是崇宁党禁的大致经过。党禁的同时，学禁也步步逼紧，颁布了一系列诏令：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诏命“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宋史·徽宗纪》，以下引文皆同）；
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命将苏洵、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马涓诸人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中山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沈括《杂说》（似即《梦溪笔谈》）等书籍和印板全部烧毁，严禁收藏。同月下诏：“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
同年十一月颁诏：“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
本年又采纳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的建议，颁旨：天下碑碣榜额凡系苏轼题撰者，一律除毁。当时苏轼的书信墨迹等也在禁毁之列；
宣和五年（1123）七月，有诏重申元祐学术之禁；
宣和六年（1124）十月颁诏：“有收藏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
以上禁令显示了崇宁学禁的大致进程。直到靖康元年汴京被围，发生太学生上书风潮，宋廷才下诏废除元祐学术之禁。前在政和元年（1111）曾一度弛禁，原因是有道士说苏轼是天上奎星，徽宗听信而求苏轼文章，天下从风而靡，但后来又申严禁令。(www.xing528.com)
据禁令可知，当时所禁的“元祐学术”，包括元祐党人的诗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历史类著作）。其中设禁最严的是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因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谤讪”文字，且流传广、影响大。当时朝廷悬赏鼓励人们告发犯禁者，赏钱高达80万。太学生孙道夫冒禁收藏苏轼诗文，被人告发而开除学籍。徽猷阁待制蔡絛著《西清诗话》，书中大量载录苏、黄等人的文字作品，被人告发而罢官。蔡絛是蔡京之子尚且如此，其他犯禁者可想而知。李保《续北山酒经》载：“大隐先生朱翼中（名肱，字翼中，号大隐先生），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焉。属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司乃起公为博士，与予为同寮。明年，翼中坐书东坡诗贬达州。又明年，以宫祠还。”（见百卷本《说郛》卷四四）此文作于政和七年（1117），书苏诗者动辄罢官，其时苏、黄学禁之厉可见一斑。御史中丞李彦章（蔡京党羽）甚至提议将陶渊明、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一并禁毁，因苏、黄推崇三人之诗。又甚至于明令禁止士人习诗赋，违者杖一百。清人王士祯称之为“古今风雅一大厄”（《香祖笔记》卷十）。
但禁令的效力毕竟有限，何况禁令本身不得人心。有这样一例：宣和间有一士人挟带苏轼文集出汴京城，被门吏查获交官府治罪，发现文集后题有一诗云：
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
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
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
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
此诗前述是和州道士过东坡墓的题诗，京尹被这位士人的风义所感动，便私自把他释放了。
而事情往往走向它的反面，书籍设禁越严，其吸引力越大，流传越广。崇宁学禁反而促成了士人中的“苏黄热”，以致当时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轼、黄庭坚诗文，就会被认为缺乏修养。蜀中士人因同乡之故对苏轼诗文尤为钟爱，南渡后人人诵习仿效，甚至流传有谣谚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意思是诵熟苏轼文章才有希望中进士做官。这一则谣谚同时透露了一丝消息：“苏黄热”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逆反心理，而且与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王安石当政时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进士科改词赋考试为经义考试。“元祐更化”恢复词赋考试，且与经义分途，作为词赋范文的苏轼、黄庭坚作品自然行时。绍圣以下又废除词赋，单取经义。左相何执中甚至在学规中明文禁止士人诵习词赋，违者杖一百，从而创造了文禁、学禁的新纪录。南渡后恢复词赋考试，与经义分途，苏、黄之文自然再度行时。
此外，苏轼、黄庭坚又以书法著称，当时人们犯禁寻求、收藏其墨迹者大有人在。解禁后二人墨迹身价百倍，据说有人借此发了财。
史禁方面，《唐鉴》、《东斋纪事》等书而外，有人提议把《资治通鉴》也一并禁毁，因为作者司马光是元祐党魁。幸亏该书是由神宗题写书名，又有神宗所作序，才免遭大劫。这部巨著自纂成后一直受冷落，人们慕名借阅，往往未读完一页便打瞌睡，崇宁学禁后却突然显耀起来。靖康元年金人占领汴京，指名索要《资治通鉴》和苏、黄文集。崇宁学禁没有设专门的史禁，禁毁《唐鉴》等数种史书，主要是因人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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