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士大夫中，宋人的思想言行是比较规矩的，道学的产生和流行就是证明。宋代道学家乃至一般文人都认为文学创作是雕虫小技，会使人“玩物丧志”。风气所趋，文人轻薄和诗文轻薄的现象不多见。即使在道学流行之前，文风也较为端谨。宋太祖出身行伍，崇尚俭朴，厌恶奢华事物和浮薄风气，不喜欢文学。太宗虽然崇好文华，经常与侍臣赋诗赓歌，但是也注意整顿文风，曾下诏禁止臣民滥献诗文以觊觎恩赏。邪佞之徒不知足，难免求恩不着反获罪戾。
太平兴国八年（983）夏天，黄河在滑州韩村决口，幸亏堵塞及时，未成大灾。右补阙胡旦乘机献《河平颂》云：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体，惟尧与邻。
粤有大水，昏垫下人。非曰圣作，孰究孰度？
蔽贤者退，壅泽者罪。我防大患，河岂云败？
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
帝日守文，是塞是亲。调尔卫兵，程是丞民。
民以尽力，臣以勤职。役云其终，河以之塞。
我塞长河，融流惠泽。明明圣功，万代成则。
篇中“逆逊”指卢多逊，“奸普”指赵普，二人位至宰相，各自结党相倾陷。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相结，太宗利用赵普发难除却这一腹心之患，然后借口赵普“齿发衰，不容烦以枢务”，把他罢了相。这段鸟尽弓藏的往事，太宗当然不愿别人重提，所以当他读到“逆逊”、“奸普”二句时，不由勃然大怒，对宰相说：“胡旦献《颂》，词意荒谬狂悖。这人以前曾有过错，我原谅他，如今他竟敢如此信口胡说，马上逐出朝堂去！”赵普知交中书舍人王祐乘机劾胡旦“指斥大臣、谤
圣代，下流讪上”，于是胡旦贬为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
《河平颂》从黄河患平写到国家大治，本是典型的颂圣之作，作者撰献不无取宠之意，结果却因一言不慎，适得其反。借用鲁迅的话说，是由于主子和奴才之间有“隔膜”。不过胡旦获罪也不算冤枉，因为此人资性浮躁，言行一向不谨重，“逆逊”、“奸普”云云，并非偶尔失言。前文曾述其托人化名上书事，那是他第二次得祸。两次都是咎由自取，则其人可知。
《河平颂》事件是诗吻“轻狂”致祸，发生在真宗时的《宣曲诗》事件则是诗吻“轻薄”获咎。当时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和秘阁校理刘筠等人常在宫中作诗唱和。有一次三人唱和，取汉武帝宣曲宫为题，刘筠诗中有“取酒临邛远，吞声息国亡”之句。上句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下句用《左传》中的一段记载：鲁庄公十四年，楚文王灭息国，把息国国君夫人息妫占为己有。人们认为，刘筠用这两个典故影射一件宫廷秘事：真宗即位前曾经宠爱一个名叫丁香的散乐女伶，即位后无法保持以往的亲密关系，而且又有新宠刘美人和杨才人，丁香为此忧愁而死。此外还有别的说法，总之都认为是咏宫廷秘事，有轻薄、浮靡之嫌。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疏劾杨、钱、刘唱和《宣曲诗》，“述及前掖庭事，事涉浮靡”。真宗说：“词臣是文人学者的宗师，怎能不加申诫以防止风气败坏！”于是颁诏：“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司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二年》）
杨亿等人高才盛名，诗宗晚唐李商隐，有《西昆酬唱集》传世，人称“西昆体”。这次事件正如陆游《跋西昆酬唱集》所云：“赖天子爱才，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殆哉！”在北宋诗祸中，《河平颂》事件和《宣曲诗》事件都属于偶然发生的事件。一般说，在传统诗文领域，宋人的作品基本上是谨重的，但在新兴的词的领域，情况就大不一样。
前面已提到十国时有因艳词获罪者。后蜀广政十一年（948）七月，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并同平章事……十二月丁酉，坐以艳词挑前蜀安康长公主，罢守本官”，距离擢相不到半年。（《十国春秋》）宋代是词的王国，受五代“花间派”影响，“词是艳科”的观念在词人中根深蒂固，大量作品从题材内容到字句风格都轻佻艳冶的所谓艳词绮语。许多作者身为名臣端士，诗文庄重严肃，但填词却“别是一家”，浮靡不亚于风流才子。在这种风气下，真正的风流才子越发放荡，以轻薄词遭忌得祸之事时有所闻，如著名词人柳永。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建州崇安（今福建崇安）跅人，弛而有才，好作狎邪游，所制轻薄小词广为传唱，以此屡试不第。有一调《鹤冲天》词大概是落第所赋，辞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幛，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当他考进士时，人们嘲笑他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见《能改斋漫录》）后来他改名永，得中进士，历官屯田员外郎。(www.xing528.com)
传说柳永中进士选授官职时，仁宗不忘其轻薄之名，不予差遣，说让他“且去填词”（诸书引《艺苑雌黄》）。或云有人荐举柳永，仁宗发话道：“此人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岂可令仕宦。”（《方舆胜览》）总之柳永仕进不得志，愈加放荡，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出入茶楼酒馆，孤身一人颓废而死。一群同情他的妓女凑钱为他办了后事，每年清明为他上坟，称“吊柳七”（柳永排行第七）。
又据《渑水燕谈录》诸书载，仁宗皇祐年间，老人星（即南极星，俗称寿星）出现在天幕，群臣为仁宗祝寿。柳永应制填了一首《醉蓬莱》词云：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不料想“宸游凤辇何处”一行字触痛了大孝子宋仁宗，因为仁宗所写的真宗挽词中正有这样一句。此外，仁宗对“太液波翻”一句也很不满意，认为不吉利，生气说：“为什么不写‘太液波澄’呢？”说完把柳永词笺丢在地上，从此不用柳永。
柳永《醉蓬莱》词雕绘是实，“轻薄”则未必。总为仁宗对他有成见，因人废言，又因言废人。下面一首应制词才是真正轻薄，其辞云：
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
这首《清平乐》词的作者是王观。王观字通叟，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进士出身，历官翰林学士。据《能改斋漫录》记载，有一回王观留宫中值夜，正逢神宗与一宫娥饮酒调情，要王观填词助兴，王观于是作了这首词。不料第二天高太后就为这首“狎媒词”把王观免官逐出宫中，王观从此有“逐客”之号。皇帝做轻薄事，却让文人承担罪责，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礼法。
宋代最著名的风流皇帝是徽宗赵佶。据说他经常留宿京师名妓李师师家，李师师前夫右厢都巡贾奕熟知其事，赋《南乡子》词隐括实况：
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类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怜。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道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
贾奕因这首词贬为琼州司户参军。（见《大宋宣和遗事》）
据说还有一回，李师师的相好周邦彦在李家求欢，正逢徽宗也来寻乐，周邦彦只得躲入榻下。徽宗把一枚江南新进的橙子赏给师师尝鲜，与师师缠绵到半夜方恋恋而别。周邦彦把此情此景隐括成一首《少年游》词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徽宗下次到李家，李师师席上唱了这首词。徽宗问起作者，李师师如实奏告。徽宗知道上次幽会被人窥见，羞、恼、醋意作一股涌上心头。当下忍怒回宫，立即传谕宰相蔡京，说监开封府税周邦彦严重失职，为何不给处分？蔡京摸不着头脑，只得把周邦彦免官押出汴京。（见《贵耳录》）
又据《挥麈余话》，钱塘文士沈辽登第后游京师，偶尔为倡优作了一首侧艳之词题在那人裙带上，传人宫中被神宗读到。于是传旨查出处，时为吴县令的沈辽被削籍为民。
以上事件均见于宋人笔记，往往一事数说，尚待考证辨明。依照情理推想，在宋代的词山曲海中，这类事件或当有之，未必都是小说家虚构。
又宋仁宗时，知制诰余靖三度出使契丹，通晓契丹语，出使期间戏用契丹语作诗，被劾“失使者体”，贬为知吉州。这是“轻薄”为诗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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