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学生议政活动,人们常举汉哀帝时太学生声援司隶鲍宣为开端。(见《汉书·鲍宣传》)此后千余年间,有三段时期最激烈,即东汉末年、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和明代末年。汉末太学生的议政方式主要是参与官僚士大夫的“清议”,宋代太学生的议政方式主要是伏阙上书。这一方式唐时已导其先。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载,唐德宗贞元年间,阳城(字亢宗)自谏议大夫迁国子司业,坐事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何蕃、李傥、王鲁卿、李谭等270余人,“爱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阙下”,请求留住阳城。“守阙下数日,为吏遮抑不得上”,“恳悃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柳河东集》卷三四)
宋王朝以儒文立国,各帝都注意兴学,从京师到州县都有官办学校。京师有全国性的太学、武学,还有专为京僚子弟设置的国子学和专为宗室子弟设置的宗子学(习称宗学)。太学生员最多,影响最大。神宗熙宁间,王安石整顿学政,太学分设三舍,即外舍、内舍和上舍。外舍又称辟雍,先在城内,崇宁初迁至城南,生员名额定为700人。内舍、上舍都在城内,生员名额分别为200人、100人。元丰间,外舍、内舍名额分别增至2000人、300人。徽宗崇宁间,三舍名额分别增至3000人、600人和200人。三舍生员定期考试,根据成绩优劣依次升补(即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不合格者淘汰。上舍生可直接授官或参加进士殿试。南渡以后,三舍员额有所裁减,但参加补监考试(即太学入学和升舍考试)的士人却异常众多,宁宗嘉泰间达37000余人。理宗宝祐元年的补监考试,因人多拥挤竟踩死17人。
太学有如此巨大的办学规模,如此众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太学生聚集在京师,自然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浪,有意无意地依附于某些朝官,被某些朋党集团所利用。自哲宗以下,几乎每当朝廷有大事件时(特别是重要官僚任免之际),都有太学生出面活动。他们的拿手戏是上书,大多数场合是上书朝廷,少数场合是上书大臣;有时是单独举事,多数情况下是集体行动,少则三五人,多至千百人。有时甚至吸引万千军民,造成声势浩大的风潮。官府对此无可奈何,甚至畏避不敢过问。当时称太学为“无官御史台”,太学生便是所谓“白衣御史”。
据《宋史》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载,哲宗以下至宋亡近二百年间,有影响的太学生上书事件不下数十百起,所奏事项从军国大计到官吏违法行为无所不有。上书结果有得祸的,有史家失载不知结局的。今择录若干如下:
徽宗元符三年(1100)三月,太学生张寅亮应诏上书论事切直,被太学除名。经给事中上官均申救,最终解除处分;
建中靖国元年(1101),太学生侯彭老上书获罪,诏命遣归本籍长沙;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
靖康元年(1126)二月,陈东与军民上书请起用李纲、种师道;又太学生杨诲上书反对割地议和;又太学生沈长卿上书,反对禁止伏阙上书的诏令;
高宗建炎元年(1127)正月,滞留汴京的太学生徐揆到南薰门向金军守门士卒呈递书信,请求转达金军统帅,书中请金人释还钦宗。金人拘讯徐揆,徐揆抗论不屈,被杀;
同年八月,陈东在南京行在上书请留用李纲罢退黄潜善、汪伯彦,遭谗被弃市;
建炎二年(1128)正月,太学生魏佑上书论列黄潜善、汪伯彦二奸误君十罪;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太学生黄作、詹渊等300余人叩都堂投牒,请求让礼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周葵留任(周因刚直被论罢),忤时宰。二人被送五百里外州编管,周葵出知信州,随罢;
孝宗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斩宰相汤思退等,及进用陈康伯等;
宁宗庆元元年(1195)四月,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六人伏阙上书,请求留用赵汝愚等人。六人被分别编管五百里外,时人誉为“六君子”;(www.xing528.com)
嘉定十二年(1219)五月,太学生何处恬等上书请诛力主议和的朝臣胡榘;
理宗宝祐四年(1254)六月,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黼、陈宗六人上书论丁大全专横之罪。六人皆被削籍、编管边荒之地,时人誉为“六君子”。此外,宗学生赵与佝等7人也因抨击丁大全而被削籍拘管;
景定五年(1264)七月,太学生叶李、康棣等83人伏阙上书,抨击贾似道“变乱纪纲、毒害生灵”。贾似道得知书稿是叶李所作,便唆使临安尹刘良贵诬叶李僭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将叶李流放漳州。
以上事件中的祸案,除徐揆为金人所杀外,其余都是宋王朝所制造。宋廷明文禁止太学生上书和约束太学生行为的诏令前后有四道,分别颁于钦宗靖康元年、孝宗隆兴二年、理宗淳祐九年和宝祐四年。由于上书活动久已成风,禁令的效力甚微。
宋代太学生上书现象是一代学风士习的反映,其前因后果与利弊得失值得人们深思。这里以陈东为例,看看太学生在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之际表现出怎样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人,由贡举入太学,为人倜傥豪迈,敢于担当大事。宰相蔡京、王黼当权败政,人们敢怒不敢言,陈东独敢当众指斥,无所畏惧。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腐朽透顶的徽宗禅位于钦宗,国事有了转机。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痛斥权奸,指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为“六贼”(童、梁、李三人皆宦官,朱为宁远军节度使),揭发他们祸国殃民的罪恶,吁请“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朝廷没有反应。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渡过黄河,兵临汴京城下。这时“六贼”中的蔡京、王黼、李彦、朱勔已经贬逐出京,童贯护卫徽宗东行,梁师成仍留在宫中。陈东又两次到登闻鼓院上书,请诛“六贼”,揭发梁师成的罪恶。在众人声讨下,钦宗终于下令贬逐梁师成,最后赐死。其余五贼或伏诛或自亡,都没有好下场。
金军猛攻京师,尚书右丞、亲征行营指挥使李纲指挥军队奋勇抵抗,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率部入援。金人一时占不到便宜,便派使者入城求和。太宰李邦彦、少宰张邦昌等人主和,李纲、种师道主战。主和派占上风,为了讨好金人竟罢李纲、种师道,派人到金营议和,允诺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换取金人退兵。
消息传开,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公历2月28日),陈东率领太学生数百人俯伏宣德门外,上书痛斥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的卖国行径,强烈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爱国军民闻风而动,数万人(或作10余万人)聚集皇宫外,擂响登闻鼓,喧哗震天。李邦彦正好退朝出来,众人指着他怒骂,要不是骑马跑得快,早被众人打死。宫中三番五次派人出来晓谕,劝众人离散,众人不听。京兆尹王时雍想放纵军队动武,见太学生正气凛然屹立不动,终于不敢下手。事态至此,钦宗不得已下诏传见李纲、种师道,表示要重用他们,恢复抗金,派人当众宣布这一消息。于是万众伫立等待二人的到来。奉命传召二人的宦官朱拱之迟迟出宫,众人怒不可遏,一拥而上把他零刀碎剐,混乱中杀死宦官数十人。李纲、种师道终于应召而来,众人见了才欢呼而散。
事后,王时雍想捕治京师太学生,消息传开,人心惶惶。钦宗害怕激出新的事变,没有采取大规模的镇压措施,只是下诏诛为首杀宦官的人,又下诏禁止士民伏阙上书。同时任命德高望重的学者杨时为国子祭酒(太学长官),派人到太学宣布这一消息以安慰诸生,人心才安定下来。朝臣中有人提议让陈东做官,也有人提议把他开除。宋廷采纳前一种建议,表示要让陈东做官,但陈东坚辞不受。随着局势恶化、汴京陷落,太学生都离开学府,各自还乡。陈东也返回家乡,名声已是传遍天下。
建炎元年(1127)五月,即位仅十日的高宗传旨征召陈东。陈东应召来到行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上书忤权奸黄潜善。黄潜善对高宗说:“如果不杀陈东,他迟早还会煽动风潮的。”于是陈东竟与另一上书义士欧阳澈一同弃市。
拘捕陈东时,应天府尹孟庾派人谎称召陈东议事。陈东预感大难临头,仍和平常一样用过膳,写好家信托付仆人,最后说要上厕所。差人怕他乘机逃走,面露为难之色。陈东笑道:“我是陈东,如果怕死,就不会上书。既然上书,还会逃死吗?”如厕毕,他整整冠带,告别旅舍同伴,从容见官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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