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之狱：数千人获罪，政治陷害

元祐八年高太后崩，哲宗亲政，来年改元绍圣。这位在祖母听政期间憋了8年的少年天子一旦大权在握，立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全盘推翻元祐政局，恢复熙宁、元丰间的法令制度；重用元丰党人章惇、蔡卞等；追崇已故王安石、蔡確等；彻底清除元祐党人。元祐时代的卿相大臣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祖禹、范纯仁等30余人相继斥逐，许多人一贬再贬，困死荒瘴之地。已故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一再追贬，章惇、蔡卞甚至提议把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剖棺戮尸（未成事实）。

章惇、蔡卞之流对政敌的打击迫害，特别注意从文字方面找借口，于绍圣四年专门设立了“编类臣僚章疏局”，把元祐期间属于元祐党的大小臣僚的章疏当作罪证分类编辑，共成143帙。据说士大夫因此而获罪的达830家，有数千人之多。“罪犯”往往从千里之外拘捕而来，施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等酷刑致人惨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谏祸渊薮，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大惨案，可惜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具体例证。

与私人文字有关的突出事件则有同文馆之狱，导演这出奸剧的是御史中丞邢恕。

元祐初，失势的邢恕和蔡確竭力反扑，想把高太后攻垮。二人捏造事实说司马光生前曾对范祖禹讲：“如今皇上（哲宗）年少，国家前途难卜（指帝位不稳固），宣训之事可忧。”所谓“宣训之事”，是指北齐娄太后废立国君事。娄太后居宣训宫，曾做主废孙子高殷（即少主），立儿子高演为帝（即孝昭帝）。司马光威信高，说话有影响，邢、蔡想假托他的话使人们相信：高太后企图废孙子赵煦（哲宗），立儿子赵颢（雍王）为帝。这一举既可诬谤高太后，又可贬损司马光，真是一箭双雕。为了使人们相信这一捏造，邢恕、蔡確便欺骗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让他把捏造的司马光之言写进书信中。可是蔡確贬外一去不复返，邢恕也一贬再贬，两人的如意算盘落空。

哲宗亲政后，章惇、蔡卞当权，引邢恕为助手。邢恕觉得出头之日已到，是他报复陷害以高太后为后台的元祐党人的时候了。

他寻得实施陷害的材料，是元祐年间文彦博之子文及甫写给他的一封书信。当时文及甫守母丧三年之期将满，丧前他受宰相刘挚排挤，自京官出任地方官。文及甫预料服除之后也不会有京官做，心中忧闷不畅，便通书于邢恕，有云：

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途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繁。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④

所谓“司马昭”，暗指当权宰相刘挚与吕大防；“粉昆”指尚书左丞韩忠彦，因其弟韩嘉彦尚（娶）公主，为驸马都尉（俗称“粉侯”）；“眇躬”是文及甫自称（犹云“眇眇之身”，是谦词）。邢恕用这件搁置多年的书信设计了一套害人阴谋。他一面授意文及甫曲解信中词句的意思，一面向蔡碓弟蔡硕、子蔡渭出示此信，怂恿蔡渭上书为父报仇。蔡渭为太府寺主簿，果然上书控告刘挚、吕大防等人当年图谋“危害宗社”（指废哲宗、立雍王），援引文及甫信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数句为证。于是，哲宗命拘讯文及甫（时为集贤校理）。

绍圣四年（1097）八月，翰林学士蔡京和吏部侍郎安悖奉命审讯文及甫，在同文馆开堂办案。同文馆本是接待外国使者的处所，这回临时充当专案审理和人犯拘囚之地。文及甫按照邢恕的授意曲解信中部分文字，说“眇躬”是指哲宗皇帝，“粉昆”指王岩叟和梁焘，因为王岩叟脸白如敷粉，而梁焘字况之，“况”中有“兄”，“兄”即“昆”。这样解释就等于指认刘挚、吕大防、梁焘、王岩叟等人结聚朋党，共谋“危害宗社”。邢恕、章惇等人企图通过此案把已经远谪的刘、吕、梁、王等人加重处分，彻底除灭。甚至想借以诬陷已故高太后，以解当年心头之恨。可是办案人员审来审去，总是文及甫的那几句证词，找不到别的事实根据，到后来连文及甫说话也吞吞吐吐。案件只好不了了之，文及甫被罢官，宦官陈衍受连累而被诛。不久，梁焘死于化州，刘挚死于新州，人们怀疑是邢恕、章惇之徒下的毒手。刘挚家属流放岭南，徽宗崇宁间才获释北还。后来刘挚之子刘踱控告文及甫、蔡渭陷害其父，文、蔡二人遭流贬。

以上被称为“同文馆之狱”的事件，是一场以党争为背景的政治陷害。从文及甫一方看，也是一次变态的文字祸。他受人利用以书信诬陷别人，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可恶的是邢恕，他借用别人的语言文字搞陷害，结果印证了一句古训：作伪心劳日拙。这个被《宋史·奸臣传》称为“天资反覆，行险冒进”的奸徒，原先曾依附司马光，既而依附章惇并不择手段陷害司马光，后来又与章惇结怨，被章惇踢得远远的。蔡京当权时邢恕因妄贡兵谋而丢官，上苍无知，竟让之享古稀之年。

北宋后期党争中，像邢恕这样反复无常、两面投机的小人颇不少。如张商英在熙宁时依附王安石、章惇，后因事沉滞下僚10余年，元祐间他想依附司马光而不得，绍圣时转而攻击司马光。崇宁初张商英为翰林学士，谄附蔡京，擢迁尚书左丞，但不久便与蔡京闹翻。御史朱绂、余深举劾他在元祐时曾作颂诗《嘉禾篇》把司马光比作周公，又代开封府尹作祭司马光文颂扬司马光功勋，后来却不遗余力诋毁司马光。朱、余斥责他“议论反覆，贪冒希求”，张商英因此贬官，出知亳州。后来蔡京把张商英列入元祐党籍，真有点滑稽。(www.xing528.com)

张商英作诗文被人抓住把柄，导致贬官，事情很平常，但从中可窥见当时官场中朋党倾轧与文字吹求的关系。又如李之仪祸案：

徽宗建中靖国初年，元祐党头面人物之一的范纯仁病死，临终向其子范正平等人口授遗表，由门生李之仪记录整理。遗表陈述了8条意见，对哲宗打击元祐党人的举措表示遗憾。李之仪又作有《范纯仁行状》。蔡京当政，诬范正平伪造其父遗表，诬《范纯仁行状》所载不实，把羁管象州的范正平和任枢密院编修的李之仪下在狱中。最后判明遗表不伪，范正平仍羁管象州，李之仪除名羁管太平州。范正平家属10余人死于此案。蔡京是元丰党人，当年为户部尚书时因私事与范正平（时为开封尉）结怨，党争加上私忿促成了这一起文字狱。

李之仪字端叔，无棣（今山东无棣）人，后来遇赦复官，寓居当涂，与当地妓女杨氏同居，生一子，承受恩荫。此事被怨家郭祥正唆使人告发，李之仪因此削籍。二人都是名士，文人相轻，李之仪在一篇文章中对郭祥正隐隐有所讽刺，从而埋下祸根。

北宋文字狱多以党争为背景，而与私怨有直接关系；党争是文字狱的温床，私怨是文字狱的生长激素。这就是上述众多事件的最终昭示。何乔新《读宋史》对此深为感慨：“元祐诸贤之祸，盖生于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伤指，天下之事过于激者，其祸必至于不可救。古之君子处变故之际，以忠恕之心，行宽平之政，故卒免于报复之祸。惜夫诸贤不审于此也。”（《椒邱文集》卷十九）

【注释】

①或云参与宴会者共作“狂歌”，其中王直柔（一作王直）有句云：“欲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觅潘永固《宋稗类钞·诛谪》及李晖吉等《龙文鞭影》二集。此据魏泰《东轩笔录》。

②此诗载于苏轼诗集，题为《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复，钱塘人，居候潮门外，院中有双桧。宋人笔记所摘引，末句文字稍异。如王定国《闻见近录》作“此心惟有蛰龙知”；叶梦得《石林诗话》作“岁寒惟有蛰龙知”。又《闻见近录》载王琏讦奏此诗，是在苏轼谪居黄州时。此据《石林诗话》。此案又见清张鉴《眉山诗案广证》。

③此为苏轼侍妾朝云语。宋费衮《梁溪漫志》：“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笑。”

④此据《宋史·刘挚传》。同书《刑法志》所录为：“毕当求外，入朝之计不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塞其途，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关于文及甫私牍事件的详细情节，《宋史》各有关列传及《刑法志》均有载述，颇有出入。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六“同文馆之狱”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