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后半生的文字困境

乌台诗案是党争的产物，对于苏轼个人来说，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是无妄之灾。后世士大夫提及此案，无不谈虎色变。苏轼本人经历这场祸难，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他于元丰三年（1080）岁初到达黄州，寄居定慧院，两年后筑东坡雪堂，前后两次游赤壁，兴致颇高。所到之处作诗文摹写山水，嘲咏风月，一如往昔。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从此以后他有意疏远政治，渐渐热衷于陶冶情性。“猪鸡鱼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答王定国》其三），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后半生的人生态度，即所谓旷达，也就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

苏轼一生祸难相随，多与文字有关。如前文所述，诗案之前他就因文字议论触怒王安石，因而自请出任外职。诗案之后他又多次因文字之故遇险遭祸，一贬再贬，直到病死。他虽然也有官运较亨通的时候，而文字狱的魔影总是伴随他。

元丰七年（1084），48岁的苏轼告别黄州，移为汝州团练副使，途中上表请求留居常州宜兴，获朝廷批准。次年三月，苏轼赴常州途中经过南京（今河南商丘），得知神宗驾崩，遵制举哀挂服，事毕仍向常州进发。五月抵扬州，游城中名胜竹西寺。这时哲宗新立，年仅16岁。消息传到扬州，一群游客在路边谈论道：“闻说当今好一个少年官家。”苏轼听罢有感于心，又见年成上好，丰收在望，便情不自禁地在寺壁上题诗一首，即《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云：

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不料侍御使贾易、赵君锡等人为陷害苏轼，把诗的次序变换为：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而加以曲解，几乎兴狱致祸。（据《宋人轶事汇编》）

不久，苏轼奉命知登州，到任才五日又奉召入京，授起居舍人。这时高太后垂帘听政，熙宁、元丰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苏轼也很快擢升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再迁侍读学士。虎视眈眈的政敌对他的一言一行加意觇察，百般吹求。有一次他主持馆职考试，所拟策题内有这样几句：

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左司谏朱光庭便揪住这几句话劾苏轼毁谤仁宗之政“偷”、神宗之政“刻”，御史中丞傅尧俞和侍御史王岩叟也相继论劾。一场祸案眼看就要发生，所幸号称“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持心还算平恕，认为“偷”、“刻”二字是批评当今百官，不是谤刺祖宗，苏轼托庇躲过一难。(www.xing528.com)

元祐四年（1089），苏轼经再三请求获准出知杭州，两年后又召为翰林学士。这时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和监察御史赵挺之等人相继上疏举劾苏轼两件“谤讪”事。一件是元丰八年（1085）在扬州竹西寺的题诗，举劾者认为“闻好语”是对神宗驾崩幸灾乐祸。

另一件是元祐三年（1088）吕大防拜相，苏轼起草的拜相制书有“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等句。“民亦劳止”是《诗经·民劳》中的句子，原意是讽刺周厉王虐民，举劾者认为苏轼借古讽今，讥讽神宗。对扬州题诗一事，苏轼特作《辨谤札子》说明事情真相，贾易等人的诬陷没有得逞。吕大防拜相制书一事，大概被高太后识破，苏轼没有得祸，而贾易、赵君锡分别受贬谪。为了躲避是非，苏轼请求外任，获准出知颍州，次年移知扬州，但不久又召授兵部尚书，转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苏轼再度请准外任，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出知定州。这年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举劾苏轼元祐初起草吕惠卿贬官的告词内有“指斥先帝”的词句。宰相吕大防、门下侍郎苏辙等人上疏为苏轼辩白，苏轼未受处分，董、黄二人罢官。不久，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黜退元祐党，起用元丰党。董敦逸恢复原官，重提旧话。绍圣元年（1094），苏轼终于以吕惠卿贬官告词“指斥先帝”的罪名贬知英州。接着侍御史来之邵又攻一疏，于是途中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居惠州三年，颇安闲自得，友人黄庭坚诗中称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他自己也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又作《纵笔》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又打五更钟。

此诗被政敌章惇闻知，以为苏轼还够快活的，于是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时为绍圣四年（1097）。昌化军在今海南儋州市西北，过岭（大庾岭）、过海（琼州海峡）安置流放是宋王朝对“罪臣”最严重的处罚，苏轼都遭上了。三年后，徽宗嗣位大赦，苏轼得以内移北还，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病死常州，得年66岁。

苏轼一生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甚至身后仍遭贬毁，文字悬为厉禁。他才高名大，交游广，追随者众，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因此政敌们对他格外注意，经常钻他的空子，拿他做靶子。加上他生性好嘲讽，好议论，敢于是非褒贬，“一肚皮不合时宜”③，往往无意中结下私怨，从而增加了殃咎的发生几率。人们说他“一生罪过，开口常是”（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例如前叙朱光庭的举劾就因为苏轼嘲讽过他的业师程颐。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蜀人，二人不合，元祐党内因此而有“洛党”、“蜀党”之别（此外还有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又如赵挺之的攻击也因为苏轼曾论劾他“聚敛小人，学行无取”，阻挠他考试馆职。乌台诗案的发生也可能与私怨有关，据说李定事母不孝，曾受过苏轼讥讽，因而挟怨报复。

文人本色的苏轼，喜吟咏，好弄笔，虽阅历不浅，然胸无城府，对天下文人寒士都很欣赏，无论贤否，都与之愉快的交往。他曾自言：“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的乞丐。”苏辙沉默不语，告诫苏轼要择友而交。苏轼说：“在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这是我的一种病。”（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值党争之世其中危害自不待言。熙宁、元丰以来，执政者设“逻者”（或作“逻卒”）伺察政敌言论，有所得随时密报。告讦者更是大有人在，好心的朋友常劝他少作诗文。早年出任杭州通判，文同就赠诗提醒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谪居海隅，郭祥正又寄诗告诫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然而积习已深，他总是改不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口业不停诗有债”（《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王明清《玉照新志》载，苏轼卒，有佚名和州道士（该道士宣和初至京师，赐姓名朱广汉）过东坡墓，题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外何人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在瑶宫。”

“东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祸”，这是清人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对苏轼的评说。苏轼对自己的才名之害也有清醒认识，诗中有道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初记便可休”（《石苍舒醉墨堂》）；“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洗儿》）……读着这类沉重的诗句，人们不禁为这位天才的一生陷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