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元丰年间的文字狱，苏轼因诗获罪

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元丰年间的一场典型的文字狱，事主苏轼因诗获罪，经办此案的御史台俗称乌台，故有此称。苏轼号东坡居士，故又称东坡诗案。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英才俊发，诗文有盛名，嘉祐间与弟苏辙同榜举进士，历官内外，是新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熙宁四年（1071），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殚精竭虑写成一篇7400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列举自古以来君主辅相在治国纲纪方面的利弊得失，证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与贫”。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文中提出九个字的救世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还当面告诫神宗：“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宋史·苏轼传》）苏轼的言论从根本上否定变法，不啻为保守派反对新法的纲领和宣言，因而招致王安石的极大不满。

时值进士考试，苏轼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原因何在？这道策问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将败坏国事。王安石越加恼怒，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奏苏轼，结果一无所获。苏轼自知不宜留在汴京，请求外放，获准出任杭州通判，三年后移知密州，又三年权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知湖州。他到任后按规矩上谢恩表，即《湖州谢表》，内有这样几句：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五）

也许作者无意，然而读者却有心。当时王安石已二度罢相，退居金陵颐养晚年。已经蜕化变性的变法派仍然得势，御史台一班鹰犬之臣尤为嚣张，随时注意反对派的言论举动，伺机出击。于是，御史中丞李定（即前文所叙奏邸狱的发难者）和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从这篇谢上表中摘出“追陪新进”、“老不生事”等句，指为讽刺朝中“新进”喜欢“生事”，是侮慢朝廷。他们又从苏轼在杭州等地所作的大量诗文中找出许多所谓“讪上骂下”、“公为诋訾”的篇章字句，一并于当年（元丰二年）七月具本参奏。

据宋人朋九万所辑《东坡乌台诗案》，李定等人搜集的“谤讪”文字有60余处，分布在数十篇作品中。这些作品牵涉到与苏轼有文字来往的20余人，一时名流如苏辙、司马光、曾巩、黄庭坚、刘攽等人俱在其中，所幸除苏辙外均未受株连。

指为“谤讪”的诗篇中，有的写民间疾苦，反映新法的弊病。如《山村绝句》五首的第二首反映盐法之弊云：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第四首反映青苗法之弊云：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案发后，苏轼解释前首诗的用意云：“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讽盐法太急也。”（据《东坡乌台诗案》，下同）解释后首云：“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此类解释应是真心话，有关诗篇的确属讽刺之作。

许多即兴之诗，与时事并无关系，作者未必别有深意，也被指为“谤讪”，被迫做出解释。

如《和陈述古冬日牡丹诗》四绝中的一首：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苏轼解释道：“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又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

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前二句，自释：“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害多。”后二句，自释：“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

许多应酬赠答之诗流露消极情绪，本是文人常态，也被捃拾入罪。如《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www.xing528.com)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赠莘老七绝》：

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诸如此类，都被指为“谤讪”，苏轼被迫做了供认。如承认《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赠莘老七绝》“意言时事多不便，不得说也”（厉鹗《宋诗纪事》）。

此外，李定、舒亶等人还搜获一部杭州坊间刻印的《苏学士钱塘诗集》，当作罪证缴上，说苏轼到处题诗刻书，“鼓动流俗”。

御史台题本参劾获准，有诏逮问苏轼。七月底，使者皇甫僎领二卒到达湖州，径入州衙拘捕苏轼。苏轼乞准与家人诀别，然后随使者出城登舟而去，长子苏迈随行服侍。八月底，一行抵达京师，苏轼囚在御史台监狱中。御史台每隔数日派人提审一次，严词逼问。苏轼起初只承认《山村绝句》是咏时事，不承认其余文字是讥讽，后来经不住折磨，被迫对所有“罪诗”做出违心的解释，屈认“有此罪愆，甘伏朝典”。政敌们一心要把他整倒，苏轼自己也感到案情重大凶多吉少，作《狱中寄子由》诗二首分别诀别人世和胞弟子由（即苏辙）。诗中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兄弟诀别之情充塞字里行间，读了使人凄然泪下。

苏轼的悲观是有理由的。《宋史》载，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经扬州，鲜于侁时知扬州，往见，台吏不许通。有人劝他：“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书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因僚属告发，罢主管西京御史台（《宋史·鲜于传》）。一时腥风血雨，亲朋不敢也不能与苏轼有接触，同情者动辄获罪罢官。李定之流是要彻底孤立苏轼，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不料事情出现转机。据说诗文托狱卒传出得达御览，神宗大动恻隐之心。他本来就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对那种“字字论心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例如苏轼有一首咏双桧的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②

宰相王珪特地把这首诗进呈，解释说：“圣上飞龙在天，苏轼埋怨不被知遇，所以求地下蛰龙，这是大逆不道。”神宗驳斥说：“文人诗句怎能如此推论？苏轼咏桧和我有什么相干？”章惇在一旁调解道：“龙未必专指天子，做臣子的也可以称龙。”神宗赞同说：“自古人臣称龙的并不少，东汉有‘荀氏八龙’，诸葛孔明号‘卧龙’难道都是天子吗？”说得王珪哑口无言。

不但神宗不忍，连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关心苏轼的命运，嘱神宗“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朝班中吴充、王安礼等人和罢相的王安石也分别上章申救，有的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之故加罪于人，有的说圣明之世岂可杀才士。于是案件于当年年底从轻了结，比附投匿名书律条给予苏轼的处分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辙从坐，由签书南京判官谪监筠州盐酒税，其他与苏轼有文字来往致牵累者均予宽免。

乌台诗案大要如上，其中详情细节异说纷纭，尚待考辨。

郑侠之狱和乌台诗案是熙宁、元丰间的两起大狱，二者都是诏狱。所谓“诏狱”，顾名思义是按皇帝诏命执行的重案，唐人或称为“制狱”，后世也称作“钦案”。《文献通考·刑考六》云：

诏狱盛于熙、丰之间，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其事皆起于纤微，而根连株逮坐累者甚众。盖其置狱之本意自有所谓，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则不能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于轻施也。

中国古代文字狱几乎都是诏狱。实际操纵者有时是皇帝，如清代，在宋代则主要是权臣。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言：“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