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侠之狱：废除新法18项规定，审判结果曝光

庆历新政流产后，宋王朝积贫积弱之势日渐严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压迫着一代官僚士大夫，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有深切感受，君臣都在寻求出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擘画的变法运动，就是统治集团力图摆脱危机的一次尝试。熙宁二年（1069），锐意革新的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进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玉安石以身许国、矢志改革，在初任参知政事至第一次罢相的五年间，雷厉风行地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兵制、学制、科举制等也有重大改革。为了制订和推行新法，专门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擢用了一批资历较浅的新人做助手，如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等，从而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

新法的颁行和变法派的崛起，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一场新的党争开始。保守派吕诲、范纯仁、司马光和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先后与变法派展开激烈论战，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元老则退居洛阳等地做消极对抗。熙宁七年（1074），保守派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向变法派发起强攻，借郑侠献图上书事件迫使王安石退出相位。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进士出身，最初受知于王安石，后因不满于新法，拒绝王安石的拉拢。熙宁六年初秋至七年春末，中原持续大旱，灾民扶老携幼流离满途。郑侠当时监汴京安上门收税，目睹流民凄惨景象，于心不忍，便绘就一幅《流民图》（一说是请画工绘制），同时写了一篇奏疏，赴投呈遭拒绝，便谎称机密，擅发马递投呈。疏中劝神宗开仓济贫，罢除苛法；说天旱是王安石招致，罢免王安石天必降雨；说采纳他的建议后如果十日之内仍不下雨，甘愿押赴宣德门斩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得图与疏，反复观阅，夜不能寐。次日下诏开仓救灾，废除新法中的18项规定。诏书传达后，据说民间欢声雷动（不必讳言，新法并非尽善，况且执行中也不免产生弊病），三日后果然天降大雨，似乎连天公也顺应人心，反对新法。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动摇，加上变法派内部出现分裂，王安石遂自请罢相并获批准，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

王安石罢相，吕惠卿、邓绾等人大为恐慌，在神宗面前哀哀哭诉，最终使神宗回心转意，新法得以不废。经王安石推荐，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与宰相韩绛一起继续推行新法，时人分别讥称为“护法善神”、“传法沙门”。郑侠则以擅发马递之罪交付御史台审判，大概不久结案，没有判刑。

郑侠不甘心失败，又取唐人为题材画了两幅图，一幅画魏徵、姚崇、宋璟事迹，另一幅画李林甫、卢杞事迹，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以“邪曲小人”李林甫、卢杞影射吕惠卿等人。同时，他写了一篇5000字的奏章，陈述时政得失和民间疾苦，荐扬参知政事冯京（富弼之婿），说可以拜相大用，还写到宫禁内有人披甲登殿诟骂的秘闻等。绘画和奏章呈进，吕惠卿当即劾奏郑侠谤讪时政，使御史中丞邓绾、知制诰邓润甫严究此案。审判的结果，郑侠被除名编管汀州。时为熙宁七年六月。

吕惠卿犹不甘罢休，一心想借端生事，打击更多的政敌。郑侠这一方也毫无畏惧，众人把他当英雄，赠诗赠文为他送行。御史台属吏杨忠信把事先抄好的两册《名臣奏疏》送给郑侠，以表敬仰和勉励。吕惠卿闻知，当即上奏，又唆使御史知杂事张璪上疏诬告郑侠与参知政事冯京、秘阁校理王安国相勾结，说郑侠疏中所写披甲人登殿诟骂事是由冯京提供的，还说王安国审阅过郑侠的奏疏。王安国是王安石弟，与兄异趋，反对新法，与郑侠为知交，而与吕惠卿有私怨。于是已经了结的案子重新审理，郑侠南行已到太康，被追回受审，使者在其行囊中搜得杨忠信所抄《名臣奏疏》以及众人赠行的诗文书信。重审结果表明，郑侠实不识冯京，只是其门人吴无至投呈画幅和奏疏时遇集贤校理丁讽，丁讽说起冯京如何称叹郑侠。另外，郑侠路遇王安国，二人交谈中王安国称赞郑侠“独立不惧”。所谓三人勾结，不过如此。

熙宁八年（1075）正月，最后结案做如下处置：郑侠加重处罪，过大庾岭，编管英州；杨忠信和吴无至编管湖外；冯京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丁讽罢职；王安国罢官，放归原籍。(www.xing528.com)

此外，中书舍人钱藻因起草冯京罢参知政事制书，内有“大臣进退，系时安危；持正不回，一节不挠”等颂扬词句，被劾免职。写作诗文书信为郑侠送行的士大夫也一一受到追究。内有诗人晏几道（宰相晏殊之子），其所作赠行绝句云：

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

春风自是人间客，主管繁华得几时？

大意借桃花开落讽刺吕惠卿之流得势横行不能长久。神宗读后赏爱诗人的文才，免其处分。

吕惠卿一伙本来想置郑侠于死地，大概因为宋太祖订下不杀士大夫言事者的规矩（有誓约藏于太庙），郑侠终免一死，在英州住了十年。哲宗继位之初，高太后听政，主保守的元祐党得势，郑侠被召还，授泉州教授。高太后卒，哲宗亲政，主变法的元丰党得势，元祐党大受摧残，郑侠再度编管英州。徽宗即位，想调和元丰、元祐两大朋党的关系，郑侠又被召还授官。及蔡京专权，清洗元祐党，郑侠第三次罢官，穷老而死。一人的荣辱升沉反映党争的激烈和政局的反复，这种现象在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

郑侠之狱是熙宁时期的一宗大案。作为文字狱，其党争性质和“一网打尽”的结局与庆历党争的同类事件没有多少差别。特别之处在于罗织罪名的材料范围扩大，在有声的文字之外增添了无声的文字，即绘画。郑侠不是画家，而绘画史上经常提到他，称他的《流民图》为现实主义杰作，却不提作为党争杰作的《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据说当时善画草虫的画家“雍秀才”也站在保守党一边，所画草虫每一物影射新党当权用事者一人。其中画一蜗牛“爬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见邓椿《画继》）的，是讥刺王安石。如果这类绘画作品流行起来，方兴未艾的文字狱势必产生专门的分支——绘画狱，为文祸史增添几分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