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65岁的吕夷简因病致仕，影响很坏的枢密使夏竦也被谏官攻下台。宋仁宗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为宰执班子的一员。与其共事的宰执章得象、晏殊、贾昌朝、富弼、韩琦、杜衍等，多数有较好的声望，杜、韩、富三人还支持范仲淹主持的革新事业。同时仁宗又增加谏官员额，任命正直敢言的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四人为谏官。士大夫为此欢欣鼓舞，认为正气上升，朝廷将大有作为。在这种气氛中，太子中允石介作《庆历圣德诗》，放怀歌颂仁宗的圣明，歌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大节殊勋，贬斥夏竦及其徒党为“大奸”、“邪孽”。诗中模拟天子口吻历历数说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忠节勋劳，接下来夸奖欧阳修等四员谏官道：
惟修惟靖，立朝车献车献。言论
，忠诚特达。
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
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
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
至今谏疏，在予箱匣。襄虽小官，名闻予彻。
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宁粹悫，与修俦匹。
并为谏官，正色在列。……
最后部分是对仁宗的颂赞与期望之辞：
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www.xing528.com)
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
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浃。
这首长诗的写法模仿韩愈《元和圣德诗》，采用《诗经》“雅”、“颂”的调式，字句古奥板重，意思直露，毫无诗味。它纯粹是政治宣传品，党争意味极为浓烈。诗方传出，友人国子监直讲孙复就对石介说：“这会给你带来祸患的。”后事果然。
由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损害了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夏竦之徒又一次大造朋党论诋毁范仲淹等人。石介曾致书枢密副使富弼，希望他能像伊尹、周公那样对天子施加影响。夏竦得知，便命家中女仆模仿石介字体伪造这篇书启，改书中“伊周”为“伊霍”（“霍”指废立过皇帝的西汉大臣霍光），并伪造一件石介为富弼草拟的废立皇帝诏书，把这些伪造文字传播于外，企图诬陷富弼、范仲淹等人。仁宗没有轻信谣传，但富弼、范仲淹毕竟感到不安，不得已自请外任并获准，杜衍、韩琦也相继去位。人去政废，庆历新政实行不到半年就作罢，一切恢复原状。
庆历五年（1045），自请外任的石介病故，归葬原籍兖州。不久，徐州孔直温谋反案被破获，在孔家搜出石介写给孔直温的信件，还有孔直温赠孙复的诗。孙复因此而贬官。夏竦犹不忘《庆历圣德诗》之恨，造谣说石介仍在世，已受富弼指使叛逃契丹，将煽动契丹发兵犯宋。事关重大，仁宗命京东路官员到兖州掘坟斫棺以验真假。知兖州杜衍与吏民数百人具保证明石介已死，方免斫棺暴尸之祸，但石介亲族和子弟还是被羁管边远州郡。
石介在政治上站在革新派一边，文学上也属于革新派。他继承韩愈的思想，作《怪说》鼓吹儒家道统与文统，为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大造舆论。文人热衷政治，有意识地用诗歌文章为政争和党争服务，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新动向。在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之先，馆阁校勘蔡襄曾作《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贤”，鞭笞高若讷这“一不肖”。诗一问世，四方争相传诵。《庆历圣德诗》传开后，蔡襄又作《三谏官诗》，祝贺欧阳修、余靖、王素出任谏官。当夏竦之徒以“朋党”恶名攻击革新派之时，欧阳修又作《朋党论》予以回击，提出君子和小人各有其党的新观点。唐介上疏参劾宰相文彦博奸邪，梅尧臣作长诗《书窜》歌颂唐介。这些诗文作品在党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朋党论》的影响尤为深远，宋明两朝党争中的“君子之党”都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还郑重其事地作新的《朋党论》反驳欧阳修的观点，以警惕朋党之兴。
文学作品的政治化，是党争影响下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新现象，人们认为这不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从石介事件看，文学政治化至少有害于作者本人，甚至有害于后代文人。清代学者就认为《庆历圣德诗》事件为后来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祸开了路。（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徂徕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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