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三千年文祸

庆历党争发生在仁宗庆历前后，党争之初有欧阳修投书得祸事件。要明白事情的究竟，必须从党争双方的关键人物范仲淹和吕夷简的冲突说起。

仁宗12岁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即位不久，太后做主册立郭皇后。但仁宗并不喜欢郭氏，他所宠幸的是张美人，后来又宠幸尚美人和杨美人。明道二年（1033）太后崩，仁宗亲政，倚任宰相吕夷简。有一回，尚美人在仁宗面前说话放肆，冒犯了在座的郭皇后。将门之女郭皇后一时冲动，上前打尚美人的耳光，仁宗急忙起身救护，正好重重挨了一掌。仁宗不由大怒，当即召来吕夷简看他脸上的掌痕，决心废黜郭皇后。吕夷简曾被郭皇后说过坏话，心中不无芥蒂，当然由衷赞成，于是郭皇后被废。

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皇帝的家事被认为是国家大政，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等十人伏强谏，认为郭皇后没有大过，不该废。仁宗和吕夷简被激恼了，传诏贬孔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其余各罚铜20斤。时为明道二年十二月。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对立冲突从此开始。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作为北宋一代名臣，其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一生肝胆、行为的真实写照。面对宋王朝的积弊和危机，他有心兴一番革新事业，并得到许多志同道合之士的支持。数年后，范仲淹回朝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这时执政的仍是吕夷简。此人为相多年，虽无大奸恶（《宋史纪事本末》多载其善），但因循苟且，无所建树，以致吏治败坏，用人唯亲的现象尤为朝士所不满。于是范仲淹作了一张图表，题为《百官图》（似为代拟的百官委任名单），说明怎样择任官僚才是公正。他把《百官图》直接呈奏仁宗，认为用人之权不应由宰相一手操纵。吕夷简对此岂能忘怀。后因契丹威胁，朝廷讨论建大名府为北京之事，范、吕二人意见不合，互有讥斥。范仲淹情辞激烈，举汉成帝时尸位误国的张禹影射吕夷简。吕夷简大怒，讦诋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仁宗偏袒吕夷简，贬范仲淹知饶州，同时命御史台张榜朝堂，训诫百官不得私结朋党越职言事。

范仲淹立朝有风节，威望高，贬官后朝官多上疏申救，为他抱不平。秘书丞余靖（字安道）上疏请仁宗收回成命，追还范仲淹，竟因此罢职，出监筠州酒税。太子中允尹洙（字师鲁）上奏自称与范仲淹有师友情谊，理应按同党治罪，于是罢职出监唐州酒税。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却默无一语，为了躲避舆论指责，他甚至公开诋毁范仲淹，认为当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一向推重范仲淹，耳闻目睹高若讷的无耻行径，便投书斥之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不愧为文章宗师，他把满腔义愤以及对高若讷的极度鄙视包藏在委婉客气的言辞中，让对方读了虽然羞恼却又无从发作。欧阳修在书启中写道：

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避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www.xing528.com)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日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书末用挑战口吻写道：“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高若讷收读此书，果然上奏朝廷。于是欧阳修被加上“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时为景祐三年（1036）。夷陵即今湖北宜昌，当时为荒僻小县，欧阳修在那里留下著名诗篇《戏答元珍》，傲吟：“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四岁丧父，在寡母教诲下刻苦自学，得中进士，仕至参知政事。他一生名节德范就是从夷陵之行开始的，而堪称党争文章典型的《与高司谏书》便是他的“成名”之作。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谪贬标志庆历党争第一回合的结束。在这一回合中，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激于忠义，坚定地站在范仲淹一边，因此被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夏竦之徒骂为“党人”，朋党之论从此兴起，政治斗争与宗派斗争交织在一起。文字狱则成为党争的利器，得势的一方借以打击失势的一方，可谓百发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