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白居易：中唐最大的诗案及影响

中唐影响最大的诗案是刘禹锡题桃事件。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乡贯或作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是北朝匈奴族的后裔，贞元中擢进士出仕。顺宗永贞时，新用事的朝臣王叔文、王伾等发起一场政治革新，企图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朝廷积弊。时任屯田员外郎的刘禹锡和挚友柳宗元等积极参与其事。不久，患重病的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即宪宗），政局剧变，王伾贬死，王叔文被杀，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贬为边远州郡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初拟贬连州刺史），在朗州（今湖南常德）度过了10个春秋。

元和十年（851）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应召返回长安，宪宗似乎想改善一下他们的待遇。正当花开时节，长安城中著名道观玄都观桃花怒放，赏花士女络绎不绝。刘禹锡加入赏花的人流，乘兴作了一首绝句，题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篇中借玄都观新栽桃树潜喻朝中新贵，含有蔑视、嘲讽的意味。据说执政本来打算把刘禹锡留在朝廷，被这首“语涉讥刺”的诗篇所激怒，便让他出为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与刘禹锡相知，以刘母年迈为由替他说情，于是改在旅程稍易的连州为刺史。

刘禹锡在连州任职五年，后移夔州、和州，文宗太和二年（828）召回朝廷授礼部主客郎中。这时距上次被召已有14年之久，当年“刘郎”已是皤然一叟。57岁的刘禹锡重游玄都观，作《重游玄都观绝句》并缀以小序。其文云：

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www.xing528.com)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作者生就的倔强个性，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百折不挠，身处逆境而不悲观消沉。“种桃道士归何处”二句犹如说：当年的权贵如今何在？我刘禹锡到底有重返朝廷的一天！小序所云“以俟后游”，表明他仍将关注时局，看看政界“玄都观”里又有什么翻云覆雨，不怕再做一回“前度刘郎”。刘禹锡题诗所表现的这种态度，使宰相李宗闵、牛僧孺辈感到不愉快。另一宰相裴度本来想让刘禹锡做知制诰，终于未能实现。

以上是刘禹锡题桃事件的经过。与后世文字狱比较，这一事件简直不能算祸难。那时没有造文字狱的风气，不然，刘禹锡早就闯下大祸。他在朗州写作《聚蚊谣》、《飞鸢操》、《昏镜词》、《百舌吟》之类政治讽刺诗，对政敌那样强烈的憎恨，那样露骨的讽刺，岂能逃脱罗网？

刘禹锡第二次因诗遭忌，仕途受抑，在郎中、学士之类职位上迁来转去，后来再度外任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的虚衔“分司东都”，终老洛阳。他晚年最投契的诗友是白居易，两位思想平和、生活安闲的老人同居洛阳，诗酒相酬，颇不寂寞。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早年也曾因诗遭忌。他年轻时连登进士、制科，在地方和朝廷做小官，有“兼济天下”之志。好作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此写了许多反映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的诗篇，如《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等。他想“以诗为谏”，讽喻宪宗和执政者，使之感悟，岂料“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僭越言事”诸端被劾，自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他满怀心事给挚友元稹写了一封长信，即文集中的《与元九书》。文中写到他的诗篇在官僚政要中引起的反应，有云：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抵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⑤，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据这段自叙可知，白居易当时已成众人眼中钉。所幸那时文网不密，所谓“终得罪于文章”，仅限于遭谤，没有受迁谪刑辟。他几次忤犯宪宗，以致贬江州司马，都是由于谏诤，并非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