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时有两起比较特殊的文祸，都是由檄文引发的。一起是元万顷《檄高丽文》事件。元万顷是元魏后裔，官通事舍人。英国公李勣征高丽，元万顷随军掌书记，奉命作檄，文中讥笑对方不知道守住鸭绿江天险。高丽人得檄，复书称“谨闻命”（意为谨按贵军的提醒办理），果然派重兵扼守鸭绿江渡口，使唐军受阻。此事被上奏朝廷，元万顷得到流放岭南的处分。时为乾封二年（667）。
文人在军中舞文误事，元万顷是一个典型。在这以前，为了保密，元万顷曾为水军将领郭待封作离合诗（一种谜语式的诗体）向李勣报告军情，从而引起李勣不满，几乎把郭待封斩首。还有一起是王勃《檄周王鸡文》（或作《檄英王鸡文》）事件。唐诸王嗜好斗鸡取乐，身为沛王府修撰的王勃戏为沛王的斗鸡作檄助阵，向周王（或英王）的斗鸡挑战。高宗知道后生气说：“这岂不是挑拨诸王关系！”命将王勃逐出沛王府。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是著名才子，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有“四杰”之称。人们对他们的人品修养颇有议论，有“浮薄躁竞”、“恃才傲物”之讥。
上述两起事件的祸因都是失言，也就是时人讥议的“轻薄为文”。另外，章怀太子之废，搜出太子洗马刘讷言所撰献的《俳谐集》，刘讷言坐此被黜，后因别的事流放振州而死，也是“轻薄为文”而得祸的一例。初唐文士承齐梁之弊，文风不够端谨，这在文祸史上也得到反映。(www.xing528.com)
高宗时还有一些与私人交往有关的诗祸。如散骑常侍房遗爱获罪贬房州刺史，户部侍郎张文琮作诗赠别，房遗爱后来坐谋反罪被诛，张文琮因赠诗之累贬建州刺史，事当永徽之时。又如麟德年间，西台侍郎上官仪受诬下狱死，司列大夫魏玄同曾与上官仪赋诗唱和，坐党同之罪流放岭南，其他曾与上官仪唱和者也获罪谴。这类事件实际上是朋党之祸，不过是借应酬文字来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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