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版《三千年文祸》：薛道衡与王胄命运逆转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世家子弟。他年幼时就已显露天才，长成后文名大著，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为一代文章宗师。他先后出仕北齐、北周，入隋累官吏部侍郎，因事除名，流放岭南。南行前，扬州总管晋王杨广派人传话，要他取道扬州，打算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身边。薛道衡一向看不起杨广，没有接受杨广的拉拢，取道江陵而去。杨广从此怀恨于心，表面上对他还是客客气气。不久，薛道衡从岭南征还，数年间历官至内史侍郎，加仪同三司、上开府，位望崇重，显赫一时，后出为检校襄州总管。

杨广嗣位（为炀帝），薛道衡转番州刺史，历时年余，上表乞请致仕。炀帝不忘前隙，但又有几分爱才，打算留他做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呈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对死去的文帝极尽赞颂之词。炀帝不悦，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颂扬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小雅》的一篇，据说是借怀念周武王以讽刺周幽王的作品。炀帝善于矫饰，衔怨不发，仍让薛道衡做司隶大夫。

薛道衡的友人房彦谦知道他处境不妙，劝他检点言行，小心谨慎过日子，但薛道衡没有把友人忠告放在心上。有一次朝廷讨论更新法令，迟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朝官说：“要是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行了。”太常卿高颖生前与薛道衡有私交，以办事明敏果决著称，后因议论炀帝奢侈而被处死（事详前文）。有人把薛道衡的话报告炀帝，这回炀帝发作了，把薛道衡传来呵问道：“你怀念高颎吗？”下令把他逮捕法办。薛道衡自以为罪不至死，终将获释，在狱催促法官早日结案。结案上奏之日，他料定必有赦旨，特地捎信叫家人置办酒席，准备招待来看望他的贺客。谁知晴天霹雳，炀帝传旨命他自尽。年已70的薛道衡魂飞魄散，无力完成自缢，由狱吏把他勒死，家属发配且末（今新疆且末）。时为大业五年（609）。

薛道衡之诛，御史大夫裴蕴给他定的罪名是“悖逆”。裴蕴是炀帝宠信的酷吏，曾奉命审理杨玄感谋反案，滥杀数万人，炀帝大为赞赏。这回他知道炀帝有除去薛道衡的意思，便上奏说：“薛道衡自负才学，依恃旧恩，目无君上。每当诏书颁下，他就腹诽私议，把恶名推给朝廷，妄造祸端。论其罪迹，似乎隐昧；究其用心，深为悖逆。”炀帝应和道：“你说得是。我年少时和这个人一起外出办过差，他看轻我年少不懂事。后来他与高颍、贺若弼等人擅威权，自知有诬妄之罪，所以我嗣位后他心怀不安，幸亏天下无事才没有造反。你论他悖逆，可谓切中他的本心。”

说薛道衡心怀“悖逆”，有造反的念头，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他恃才傲物，看不起炀帝，则不为诬枉。隋代士风承齐梁之弊，文人学者浮躁褊狭失义无品的现象很普遍，名士何妥、诸葛颍、刘焯、刘炫、王胄等人都有不谨重的事迹。薛道衡在名士中还算比较谨重，竟高年得祸。此外王胄也被诛，但情况与薛道衡不同。

王胄字承基，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仕陈至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入隋为杨广东宫学士之一。杨广嗣位，王胄历官至朝散大夫，恃才傲众，为同辈所忌。他依附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杨玄感谋反被诛，王胄坐罪流放边裔，逃亡途中被捕，受诛。(www.xing528.com)

薛道衡、王胄都盛有诗名，据说他们的得祸与诗咏有直接关系。如刘餗《隋唐嘉话》和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潘远《纪闻》有云：隋炀帝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朝士赓和，众人都押不好这个韵，唯独薛道衡所和《昔昔盐》诗最佳，内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尤受激赏，因此遭炀帝之忌，被借故加诛。薛道衡临刑时，炀帝带着几分嘲弄问道：“还能吟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来吗？”

又炀帝作《燕歌行》诗，众人应和都有意让他一筹，王胄独不让，所和《燕歌行》超过了炀帝所作，因此见忌被诛。临刑，炀帝诵其警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问道：“还能吟出这等诗句来吗？”

罗大经《鹤林玉露》依据这类传说把薛道衡、王胄之诛载为单纯的诗祸，似乎失于片面。因为史传所载薛、王之诛情况不同，直接原因都与诗咏无关，而野史笔记语焉不详，资料来路不明，附会传说的可能性较大。《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就认为是小说家之言，不足凭信。不过，审视当时文人“争价一句之奇”的风气和炀帝、薛、王三人的个性，应该承认：《隋唐嘉话》等书所载即使出于附会传说，也是合乎情理的。换句话说，薛、王之诛不排除才高遭忌的可能性。《资治通鉴》于薛、王之诛也附录诗祸之说，总为事出有因。

帝王与文人争名是齐梁时代的常见现象。那时的帝王多数嗜好诗文，有的本来就是文人出身，相轻相忌，自是常态。隋炀帝蹈齐梁旧习，以君临天下的特殊势位要除灭一两个“文敌”，当然是轻而易举。唐以下，随着重道轻文思想的流行，纯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专制制度的加强则使帝王与士大夫尊卑悬绝，双方较量才艺争夺名誉的现象基本绝迹。帝王中也不乏能文而不求名的明智豁达之主。前述北周世宗听从窦俨之谏，不做诗。又如贞观中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为太宗编御制文集，太宗不许，说：“我的辞令有益于民者，史册已经记录，足为不朽。若无益之文，何必编集。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均有文集行世，岂能拯其败亡。人主唯恐无德政，不在乎有无文集。”又如清嘉庆中，江苏巡抚汪志伊奏请将仁宗《御制诗文集》颁发江南各书院，仁宗不允，说：“我的政治就是文章，何必炫耀文字。”这两位君主可谓识大体，且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