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司马幼之的罪责与改革

说起隋代诗文祸，首先值得注意开皇年间治书侍御史李谔的一篇上书。在这篇被题为《请革文华书》的文章里，简单记述了一起特殊的文祸：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隋书·李谔传》）

事主司马幼之是因为所上文表华而不实，有违诏命而得祸的。据《北齐书·阳休之传》，司马幼之在北齐为大理卿，国亡后征入长安。他所上的是什么文表？文表如何华艳？有司怎样治他的罪？这些情况已不得而知。要之，他可能是隋代因文得祸的第一人。(www.xing528.com)

隋文帝为治，一向崇俭务实。开皇四年（584）“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命和司马幼之的处罪，应是文帝作风在文治领域的具体贯彻。李谔上书的目的是提醒文帝进一步改革文风，整饬士习，彻底清除齐梁浮薄风气的影响。他提议：今后若有作浮薄文字沽名钓誉、结党钻营者，交官府查办。文帝非常赞同李谔的意见，把他的上书宣示天下。今人常把李谔上书看作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隋文帝出身勋贵，起家军旅，即位后虽然有兴学征儒诸举，但并不真正崇好儒文，尤其厌恶齐梁浮薄风气。炀帝则正好相反，他喜欢读书，嗜好文学，也确有几分才气。早年为晋王和太子时就招聚了一百多位文人做学士，一时名流如柳巧、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都被他网罗在身边。起初他还有几分虚心，与众学士相处如师友，所作诗赋常让众人评说指点。做了皇帝以后态度大变，藐视所有的文人学者，认为论才学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曾对侍臣说：“人们难道认为我是靠父祖登上帝位的吗？即使让我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做天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然不能容忍有才名的文士。唐太宗指出：“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册府元龟》卷五五四）薛道衡之死就是炀帝“疾学者”的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