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唐太宗纳谏事迹，认识谏祸根源和本质

谏祸是本书所述“文祸”的大宗，它广泛分布于各历史朝代，几乎涉及所有的昏君暴主。然而，谏史不尽黑暗，封建君主中有视谏如仇的，也有“听言如响，从善如流”的，唐太宗就是后一种人的典型。了解唐太宗的纳谏事迹，有助于认识谏祸的根源和本质。

唐太宗的纳谏范世得益于高祖的身教，贞观时代纯良的谏诤风气其实是从武德元年（618）的一件谏事开始的。这年六月，京兆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批评高祖耽于逸乐，文中提到的主要事实有：即位伊始便接受地方贡献的猎鹰、琵琶和弓箭；太常官到民间借裙服以充散乐女伎衣装，准备到玄武门演出。一个末等小官提了些可谓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料刚做皇帝万机待理的高祖却非常重视，下诏表彰孙伏伽，把他擢升为治书侍御史，赐帛300匹。这起别有深意的小题大做事件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唐初数十年间浓厚的谏诤风气从此开始。

在谏诤方式上，孙伏伽用的是直谏法。谏议大夫苏世长则善于讽谏，此人机智善辩，素有狂态，与高祖是旧交。高祖爱好打猎，有一回出猎大获而归，兴冲冲地问左右：“今日打猎痛快吧？”苏世长应答道：“陛下丢开国家大事出外打猎，还没有满十旬，不算痛快。”高祖听了先是一愣，接着明白过来，笑道：“你又发狂态了。”

又一回，高祖新修披香殿，领苏世长进去参观。苏世长带着醉意问道：“这座宫殿装饰如此华丽，该是隋炀帝建造的吧？”高祖说：“你一向好谏，样子似忠直，其实心中诈伪。谁不知道这座宫殿是我造的，何必故意说是隋炀帝造的呢。”苏世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实在不知道是陛下修造的，只道商纣王、隋炀帝才会造出这般奢华的宫殿。受命的帝王爱民节用，是不会这样做的。陛下当年住的房子仅仅遮蔽风雨，当时还感到满足，如今主宰天下，正该戒除奢侈，提倡俭朴。可是陛下却修造如此华丽的宫殿，照这样能够实现拨乱反正吗？”高祖听了，深为愧服。他在位9年，虽然造了几所新宫殿，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人心的事，这与孙伏伽、苏世长等人的时时提醒告诫大有关系。当然，关键还在于他自己乐于听纳。

唐太宗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英明有为的君主之一，无论武功、文治都有杰出的成就。时势造英雄，他的成功有风云际会之助，更有他个人的主观努力。这努力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主要是善于用人和虚心纳谏。他的纳谏事迹遍布史籍，一代英主求言若渴和自我反省的精神，以及君臣相得、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风范气韵都反映在其中。

唐太宗的主要纳谏事迹与名臣魏徵的谏诤事迹紧密相连。魏徵原先依附过李密、窦建德，归唐授太子洗马，曾劝太子李建成先下手除灭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太宗），太子不听。玄武门事变中秦王杀太子，责问往事，魏徵回答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话，绝不会有今日之祸。”秦王敬重他鲠直忠纯，没有加害，即位后拜为谏议大夫，后来擢迁至宰相。他一生以谏诤为己任，为唐代最著名的直谏之臣。

贞观时代天下太平，没有多少大事可谏，魏徵进谏常借小事为题，随时献替。太宗纳谏也多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有一回，皇后请准太宗要征一名民女入宫为充华，选定后有人说这名女子已经许人。于是魏徵进谏说：“陛下需要妃嫔陪伴，百姓也该有妻室。现在把已经许人的女子征入后宫，难道是做万民父母的意思吗？”太宗深自疚责，当即下诏取消这次征选。

又有一回，太宗到数百里外的九成宫游玩，随行的宫女占据官舍住宿。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珪后到一步，办事人员便把宫女换到别处住宿，腾出官舍让两位宰相住进去。太宗知道后发怒说：“天子的威福难道由这些小人把持不成？竟敢如此轻视我的宫人！”下令处罚有关办事人员。魏徵谏道：“李靖、王珪都是陛下的腹心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贱流，何况大臣要在官舍接见地方官吏。宫人没有接见公务，何必占着官舍呢。如果处罚办事人员，将造成不好影响。”太宗于是作罢。

魏徵入唐所谏200余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谏诤事迹，他的最大贡献是循循善诱地开导太宗，进“无事之谏”。例如有一次太宗询问魏徵：“近来的政治情况怎样？”魏徵答道：“陛下即位之初鼓励众人进谏，三年后遇谏尚能高兴听纳，近年虽然勉强纳谏，而内心终究不高兴。”太宗惊问道：“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魏徵不慌不忙地陈说道：

“陛下初即位时要把犯法的元律师处死，孙伏伽进谏认为依法不该处死，陛下便把值钱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赐给孙伏伽，这是鼓励众人谏。后来柳雄犯法，陛下执意要处以死刑，戴胄认为依法当处徒刑，最后陛下依了戴胄，勉励他说：‘只要如此守法，就不怕有滥刑的事。’这是高兴从谏。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是劳民，征租赋是厚敛，妇女时兴高髻是受后宫影响，陛下生气指责皇甫德参说：‘你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伕丁，不收一斗租谷，让宫人都成光头，这样才称你的意吧？’我当时上奏说：‘人臣上书，说话不激切就不能引起人主注意，但激切又近似谤讪。’陛下虽然接受了我的意见，赏给皇甫德参绢帛，毕竟心中不痛快。这说明陛下难于受谏。”

太宗听罢，深有感触地说：“除了你，还有谁能说这样的话呢。人就怕有缺点过错而自己不觉察啊！”

另一回，太宗对长孙无忌说：“每当魏徵进谏而我不听的时候，他总是不饶不依，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在旁回答道：“我见到事情处置不当，所以谏。如果依了陛下，恐怕就会误事。”太宗说：“你只管先顺从，事后再议论是非得失，难道不行吗？”魏徵答道：“那就叫‘退有后言’，古代圣贤是不主张那样的。”太宗大笑道：“别人都说魏徵为人疏慢，我只觉得他妩媚可亲。”魏徵拜谢道：“全靠陛下引导和鼓励，所以我才这样大胆。如果陛下拒绝谏言，我还敢再三‘批逆鳞’吗？”

贞观六年三月一天，太宗因感“魏征毎廷辱我”，罢朝后大发雷霆，发誓“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知道后，穿朝服贺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皇后一番以贺为谏的话语，让太宗怒息且心悦（见《通鉴》）。

贞观十三年（639），魏徵奏上《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列举太宗过失，指出他今不如前，渐渐滋生骄奢思想和作风。文章借用《诗经》警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的意思告诫太宗，故称“不克终”。太宗读后深受感动，说：“如今我知道自己的过失了，愿意改正。我要把这篇奏章写在屏风上朝夕观诵，还要让史官编入史册，使天下万世知道君臣大义。”于是奖赏魏徵黄金10斤，马2匹。

魏徵又有《谏太宗十思疏》，谆谆告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可以看作《十渐不克终疏》的姊妹篇。他的谏诤言论和事迹给后人留下深厚的教益。(www.xing528.com)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危，太宗亲自到他家中看望。逝世后，太宗临门痛哭。又叫人把他的形貌画在凌烟阁中，看见画像又情不自禁赋诗悼念。上朝时慨叹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废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经常用这三面镜子观照自己，防止过失。如今魏徵亡，我失去一面镜子了。”后来亲征辽东，临阵遇险，脱险后怅叹道：“要是魏徵还在，我难道会干这种冒险事吗？”

唐玄宗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经上过一件专论纳谏的奏章，提出“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的著名论点。的确，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盛德之主，很大程度上在于能纳谏。纳谏本是许多帝王都有过的行为，唐太宗却有许多过人之处，最突出的有以下三条。

其一，及时奖拔，主动征求，大开谏诤之门。太宗及时奖励、提拔直谏之臣，以此鼓舞众僚的谏诤勇气，养成谏诤的风气。孙伏伽、魏徵、刘洎、王珪、岑文本、马周、褚遂良、张玄素、张行成、高季辅等一批诤臣在他的奖拔下知名于时。在位期间，他六次主动下诏征求直言，谏诤之风蔚然而兴。朝廷还在制度上规定：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和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必须有专职谏官在场，有误失则当场谏正。对于阻搁谏奏和投诉的，哪怕卿相大臣也给予严厉处分。侍中高士廉因隐匿王珪密表不奏上，被贬为安州都督；中书侍郎崔仁师因拒不奏报某人的投诉，被除名流放连州。

太宗为了求谏，甚至连自己的脸色、表情都十分注意。他长得英俊威武，虬须劲硬如铁（据说可以挂弓），许多文官看见他就胆怯慌张。有一回他问魏徵：“群臣上书所提意见都很好，可是单独召见询问时多惊慌失措，词不达意，这是什么缘故？”魏徵说：“据我所知，百官奏事常常是经过多日深思熟虑，想好许多话要说的，可是在陛下面前三分说不出一分来。要是陛下不给好脸色看，谁敢放胆陈说呢？”太宗顿时开悟。此后接见谏者，总是和颜悦色，温言勉励，使人无所畏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其二，认真对待谏言，择善而从，言或不当也不加罪。对于臣僚的奏章，太宗总是认真观阅，及时处理，从来没有后世常见的“留中”、“不报”之类情形。正确的意见采纳实行，朝政弊失一经指出便予纠正，或所言不当也不加罪。他还把有价值的谏章贴在寝殿壁上，坐卧观览。有时臣僚意见分歧较大，他便独运睿思择善而从。如即位之初征求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有人劝他“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以威刑肃天下”，而魏徵劝他“偃武修文”、“爱民厚俗”，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他最终采纳魏徵的主张，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段时期密封奏事的人太多，所奏事项往往琐碎微末，无关紧要，有的甚至荒谬。太宗感到厌烦，想加以责罚。魏徵提醒他说：“陛下想知道政事得失，就该让大家畅所欲言，说得对固然于国有益，说得不对也无损于政治。”于是他取消了责罚的念头。

有的谏章措辞尖锐，语近谤讪，太宗也不予计较。如贞观四年有诏征集士卒到洛阳修建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指出有“五不可”，引秦始皇、隋炀帝为戒，文末说修殿之役“恐甚于炀帝”。太宗为此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呢？”张玄素答道：“如果乾阳殿真要兴修，就可能与桀纣一样，归于乱亡。”话说得这样刺耳，而太宗并不发怒，只是叹道：“我不思量竟到如此地步！”于是下诏罢乾阳殿役，奖赏张玄素彩帛200匹。

其三，从“君德”“治道”的高度认识纳谏的意义，提高纳谏的自觉性。太宗诚意求谏，其纳谏不是沽名钓誉虚应故事，也不像宋徽宗时人们讽刺当政者“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式的病急求医一效则罢。他把纳谏当作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日常功课，当作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紧要手段。他曾在《论教戒太子诸王》一文中说：“朕年十八，犹在人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毎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諌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贞观政要》卷四）他重视关于具体事务的谏言，更重视关于“君德”和“治道”的谏言，经常与臣僚从容讨论如何做好君主，如何治国安民，讨论前代王朝的兴亡得失，以讳疾忌医的亡国君为戒。例如与魏徵讨论“兼听”与“偏听”的得失，与房玄龄、魏徵讨论“创业”与“守文”的难易，与房玄龄、萧瑀等讨论隋文帝与炀帝的过失等。《通鉴纪事本末》特辟“贞观君臣论治”条，为后世君臣在敢谏与真纳上垂范。司马光所倡导的“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资治通鉴·梁纪十五》），正可移作对贞观谏风的总结。唯其如此，纳谏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坚实的成效。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辞别人世。临终前作《帝范》12篇留给太子，标目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在他心目中，“帝王之大纲”有以上12项，而“纳谏”居第五。对贞观谏风的评价，古代学者也有持不同看法的，袁枚《魏徵论》云：“太宗有故纵魏徵之心，魏徵有挟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诱徵，而博纳谏之名；则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谏之直。是君臣交相笼络以成名也，曷足贵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姑且备一说。

【注释】

①此事见《周书·颜之仪传附乐运》。乐运前在北周仕至京兆郡丞，曾舆榇赴朝堂陈奏宣帝过失八条。又历代谏事集录之书尚有：南朝宋虞通之《善谏》2卷、齐何翌之《谏林》5卷（以上见《隋书·经籍志》）；唐魏徵《谏事》5卷、于志宁《谏苑》30卷（以上见《旧唐书·经籍志》）；宋赵概《谏林》120卷、王居正《集谏》15卷（以上分别见《宋史》本传）；佚名《谏木》若干卷（《太平御览·人事门·谏诤部》常引此书）。此外，《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听言部》集录历代谏事200余条。

②历代君主谥“炀”者尚有春秋鲁炀公、宋炀公和北魏炀帝（拓跋氏先人纥那）。宗室王谥“炀”者有西汉东平王刘云、长沙王刘旦，东汉太原王刘石，梁安成王萧机和北周齐王宇文宪。

③④：唐朝宦官衙门（内侍省）位于皇宫之北，俗称北司或北衙；朝官衙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诸衙门）位于宫城之南，俗称南司或南衙。时人分别以“北司”、“南司”称呼宦官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