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扫地：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谏祸

作为封建王朝政治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谏诤，一般都有个堂堂正正的话题，如纲常礼教、国计民生等，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则不然。正如欧阳修所说，五代十国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因此，像样的谏诤在五代十国时期是不会有的。小国霸主，纳谏也好，愎谏也好，进谏者得福也好，得祸也好，都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有的谏诤事件还是引人注目的，值得一提。例如后梁乾化元年（911），燕王刘守光将称帝，部下不尽赞成，他便在庭中摆好刀斧，当众宣布：“敢谏者斩！”部将孙鹤竟不怕死，站出来说道：“大王当年俘虏我而不杀，使我有今日，此时我敢贪生怕死而忘记大王的恩德吗？我认为大王不该称帝。”刘守光当即下令把他按倒，让军士剐他的肉吃。孙鹤忍死高呼：“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刘守光使人用土塞住他的嘴，把他寸斩而死。杀了孙鹤，再无人敢谏，刘守光称帝立国，建都幽州，国号大燕。两年后，晋王李存勖灭燕，刘守光被擒斩，比孙鹤预言的百日之期多活了一年余。

类似事件在唐昭宗时也有一次。乾宁二年（895），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据越州称帝，事先召部下商议。节度副使黄碣发言坚决反对，当即被处斩，头颅抛入厕所，家属80口同时被杀。董昌又问会稽令吴镣，吴镣说：“大王不做真诸侯以传子孙，反而要做假天子自取灭亡吗？”董昌又把吴镣族灭，然后对山阴令张逊说：“我知道你很能干，待我称帝后任命你执掌御史台。”张逊谏道：“浙东僻处海隅，有六州土地。大王如果称帝，六州吏民必不服从。大王空守一城，必将被天下嗤笑。”董昌又把张逊处死，扬言道：“除去这三人，众人就不敢违抗我了。”于是称帝建国，号大越罗平国，不久为吴越王钱镠所灭。

以上两次事件都发生在“败则为寇”的场合。至于“成则为王”的五代，尽管禅革频仍，却无人敢捋虎须，有的“王者”还表现了几分“大度”。如后唐末帝时太常丞史在德上疏对官僚队伍的冗滥表示不满，疏中写道：“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具员，枉耗国力。”（《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结果引起朝官怨愤，吁请末帝把史在德疏章发下来辩论，又找出了疏中“文字纰缪”、“触犯庙讳”的罪状，准备倾陷报复。末帝没有徇从众官，并下诏宽免史在德。

末帝是无能之辈，他宽恕史在德纯粹是为了沽名。真有作为的统治者，办事认真，也许不那么“大度”。例如后周世宗时右谏议大夫李知损“妄贡章疏，斥贵近”，世宗毫不留情地把他流放沙门岛。

在“后”字打头的梁、唐、晋、汉、周五代兴替于中原的同时，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十国存亡相续于四方。十国谏祸疏密不等，以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之时为最密。中主保大四年（946），枢密使陈觉、副使魏岑和中书舍人冯延鲁奉命指挥对闽作战，由于三人配合不好致使全军大败。依法三人当处死刑，经太傅宋齐丘和宰相冯延巳说情从轻发落，陈、冯遭流放，魏岑未受处分。中书舍人韩熙载目睹执政枉法徇情的行为，痛切上书，坚决要求依法处死陈觉三人，为此得罪宋齐丘，贬为和州司马。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劾冯延巳、魏岑乱政，提议应与陈觉、冯延一并处罪。李璟得疏大怒，亲自辩驳，贬江文蔚为江州司马。当时南唐有所谓“五鬼”，即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五人。他们受李璟宠信，朋比为奸，专权乱政，人们敢怒不敢言。户部员外郎范仲敏自己不敢出面，怂恿天威军都虞侯王建封上书抨击“五鬼”，劝中主屏绝小人，进用正人。二人以此罹祸，范仲敏弃市，王建封流放池州途中赐死。

李璟、李煜心高气傲，平时武备空虚，而当强敌临门之初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战局缺乏清醒的认识，一遭挫败则丧魂落魄，改名去号，割地纳贡，什么屈辱都只好忍受。保大十三年（955），周世宗亲征淮南，南唐守将纷纷弃城而逃，李璟准备亲率六军抵御敌军。中书舍人乔匡舜认为不宜，上疏切谏。李璟发怒，以“沮坏国事，动摇人心”的罪名把乔匡舜流放到抚州，率军御敌也未成事实。后来李璟见势头不对，改而奉表称臣，派文理院学士李德明等人出使后周商议割地求和。李德明回来后称述周兵威盛、世宗英武，讽谏中主认清形势，早日割地。宋齐丘、陈觉诬谤李德明卖国图利，李璟竟偏听一面之词把李德明斩首。

杀了李德明，南唐国威军心仍无振作迹象，在周世宗的凌厉攻势下丧地折兵日益惨重。李璟最后不得不以最大代价，即去帝号，改称国主，割让江北所有土地，与周划江为界，得以息战媾和。

后主李煜的处境也和中主一样，不过压迫他的不是后周，而是宋（后周恭帝已禅位于宋太祖）。面对强大的宋王朝，李煜既不能抗，又不愿降，唯一的良策就是卑词厚贡，捱一日算一日。大将军皇甫继勋不时散布言论，说宋强己弱，讽后主早日决策降宋。李煜发怒，把他交给军士脔割而死。

南唐影响最大的谏祸是潘佑之死。潘佑本幽州人，父避祸侨居江南，遂为江南人。李煜做太子时，潘佑是其辅臣，即位后历官至知制诰，年轻有才。他依恃与李煜的旧谊，说话无所顾忌，见国势阽危，众僚朋比为奸，便连上七封奏章痛陈时弊，指斥大臣乃至李煜。其中一封奏章内写道：“陛下蔽奸邪，曲容谗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陆游《南唐书·潘佑传》）李煜本来就心情不好，受了指斥越发躁怒。左右乘机进谗言，说潘佑荐引户部侍郎李平，二人互相勾结坏法殃民。李煜于是命收治李平，李平在狱中自缢身亡，家属流放虔州。又派人收治潘佑，潘佑自刎而死，家属流放饶州。时为开宝六年（973）十月。二年后，南唐亡于宋，李煜被俘。(www.xing528.com)

潘佑之死引起士大夫的普遍同情。南唐国都金陵城破之时，庐陵处士刘洞题诗悼潘佑，有联云：“翻忆潘郎章奏内，愔愔日暮好沾巾。”时人流泪传诵。降宋封“违命侯”被软禁的李后主也后悔错杀潘、李。马令《南唐书》特为李德明、王建封、皇甫继勋、潘佑等人辟“诛死传”，作序认为“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

南唐以外，前蜀谏祸也较多，都集中在后主时期。前蜀高祖王建礼贤下士，颇能纳谏。布衣李景上书言事，特擢为眉山主簿。后主王衍骄奢淫逸，狎客韩昭、顾在珣、潘在迎之流宠遇一时，直言敢谏者常遭罪谴。

乾德二年（920）闰六月，王衍为王建立庙，带领百官、后妃行祭，用的却是普通的杂色菜肴和平常鼓乐，华阳县尉张士乔上书认为不合礼制。王衍发怒要把他处死，经太后劝止改为罢官流放黎州，张士乔最终投水而死。

乾德五年（932）十月，彗星亘天，司天监认为预示国家将有大灾，王衍下令设道场祈禳。右补阙张云上疏说：“百姓怨气上通于天，所以彗星出现。这是亡国之兆，不是祈禳所能消除的。”结果被流放黎州，死于途中。

咸康元年（925）十月，王衍刚从彭州、汉州游玩回来，又要出游秦州。这时后唐军队已经攻入国境，众官认为此时不宜出游，纷纷谏劝，王衍不听。宰相王宗弼上表谏，王衍把谏表掷在地下。太后哭泣不食，王衍不顾。节度判官薄禹卿上疏强谏，措辞激烈，执政韩昭正要拿他治罪，可是来不及了，后唐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已经启程出游的王衍仓皇返回成都，不久国亡身死。

南唐、前蜀而外，其余各国也偶见谏祸。如后蜀末年右补阙章九龄上朝谏奏说政事荒废是因为奸佞在位，并指明执政李昊、王昭远为奸佞，后主孟昶以“毁斥大臣”的罪名把他贬为维州录事参军；楚文昭王马希范大造宫殿，奢侈无度，百姓不堪聚敛大批逃亡，天策副都军使丁思瑾忧愤上谏而被罢官，愤极扼吭而死；闽国暴主王曦嗜杀成性，连兄弟子侄也未能幸免，谏议大夫黄峻把棺材抬到朝堂，拼死强谏，结果被贬为漳州司户参军；校书郎陈光逸上书列举王曦过错50余条，王曦命卫士从重鞭责100下，然后用绳索套住他颈部吊在树上折磨而死。

总之，十国谏祸无论总体之密还是典型之酷都超过五代。偏方僻域小国寡民的封闭环境，容易养成心胸狭窄的统治者。恢廓大度的纳谏自不必提起，就连老脸皮的“耐谏”也难以做到。试看南唐二主以下，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