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最后几起谏祸：三千年文祸揭秘

如果说安史之乱以后有过所谓“元和中兴”，那么元和以下的唐帝国便是苟延残喘，再无振兴的希望，它在缓慢地走向死亡。可悲的是，明明不可救药，却不断有人开药方，即不断有人谏，也就不断有人死于谏，就像一条半死不僵的百足虫，犹在时时螫人。

在80多年的僵死过程中，唐王朝换了9个主子。有的主子说来可笑：穆宗27岁做皇帝，还不知道谏官是做什么的。一日上朝，谏议大夫郑覃等5人出班谏奏，批评穆宗宴游无度，赏赐过滥。穆宗大为惊讶，问宰相：“这几个是什么人？”宰相回答：“是谏官。”穆宗于是传旨勉慰，表示愿意改正缺点，实际上一切如旧。

敬宗“耐谏”又超越穆宗。这位少年天子即位后每月上朝不过一两次，其余时光都耗于打球、拳击或游猎。翰林学士韦处厚谏，奖给彩帛百匹、银器四件；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康六箴》，颁诏嘉奖，但他嗜好游乐、不恤政务的作风就是不改。他下诏造赛艇20艘，谏官反对，于是减半造10艘。他要到骊山去游玩，百官谏阻无效。拾遗张权舆伏地叩头苦谏，说骊山是不祥去处：周幽王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下，王朝二世而亡；本朝玄宗在骊山造宫殿居住，而有安史之乱；先帝（穆宗）游骊山，享年不永。敬宗赌气说：“骊山真的这样凶险吗？那我正该去试一试，看看你说的应验不。”于是到骊山游玩了一天，当日回宫，对左右说：“那个叩谏的人说话全不可信。”一年后，敬宗被一个经常陪他打球的宦官杀死。

文宗也喜好游猎，但群臣上谏他一般能听受。他曾经想振作一番，把日益猖狂的宦官势力打下去，实际上连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太和二年（828）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应试进士刘以策代谏，在洋洋5000余字的对策中痛陈时局的艰危，惊呼“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质问文宗“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新唐书·刘传》），锋芒直指专权祸国的宦官集团。这篇对策是唐代应试文中最著名的一篇，也可以说是一篇充满激情的谏章。试官冯宿、贾等人流泪读这篇策文，非常钦佩刘的爱国热忱和过人胆识，但慑于宦官威势，不敢录取他。被录取的23人见刘被黜落，而自己以平庸文章得中，都感到羞耻。其中有个叫李邰的上疏为刘鸣不平，请求把自己黜落，让刘取中。文宗畏缩，没有收受李邰的疏章。

刘对策事件后7年，大臣王涯、李训等密谋诛宦官，由于事机不密，反被宦官所杀。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事变”。此后文宗自言“受制于家奴”，抑郁而死。

处在晚唐的严峻局势中，任何一个稍有良心的统治者都应该是欲哭无泪，而懿宗的哀伤却不在国家，而在他的爱女同昌公主。公主系懿宗宠妃郭淑妃所生，威通十年下嫁起居郎韦保衡，宫中珍宝器玩大半充作她的嫁妆。第二年，韦保衡一步登天做了宰相，公主于同年病死。佞佛的懿宗尘缘难断，失女之悲异乎寻常，竟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国葬，且用宫女殉葬。这还不够，而又因悲生怒把为公主治病的医官韩宗召、康仲殷处死，两家亲族300余人囚拘狱中。宰相刘瞻上疏批评懿宗“安不思危，忿不顾难”，劝他释放无辜。懿宗得疏大怒，当日罢免刘瞻相位，把他贬为江陵尹（后累贬刺史、司马）。京兆尹温璋也因谏同昌公主身后事被贬为振州司马，接着赐死。中书舍人郑畋所拟刘瞻贬官制书颇有赞誉词句，懿宗阅后发怒，责郑畋“逞谲诡于笔端，笼爱憎于形内”、“言伪而坚”、“同恶相济”，把他贬为梧州刺史。至咸通十三年（872），国子司业韦殷裕上书揭发内作坊使郭敬述（郭淑妃弟）奸谋，懿宗怒极，即日命京兆府决杀韦殷裕，家属籍没。韦氏故旧和传递书状的官员均受贬黜。

如果说谏诤是疗君救国的药方，那么对于晚唐君国的不治之症最好是大题小做，开点治标的方子，以求改善症状。相反，如果小题大做，循标求本，对受谏者提出过高的要求，则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滑稽可笑。请看晚唐最后几起谏祸：(www.xing528.com)

僖宗广明元年（881）十二月，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等人簇拥下于次年正月逃抵成都，撂下朝臣不管。七月，成都发生兵变，僖宗只顾与宦官躲难，仍不管朝臣死活。左拾遗孟昭图忍无可忍，上疏责问僖宗：“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③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④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资治通鉴·僖宗中和元年》）他没有料到这件奏章会落在田令孜手中，僖宗根本见不着。第二日，田令孜假传诏命把孟昭图贬为嘉州司户，途中派人把他抛入江中淹死。

光启元年（885）三月，僖宗返回长安。当时藩镇李克用、朱全忠等鏖战正酣，右补阙常濬上疏责怪僖宗对藩镇过于姑息，要僖宗“稍振典刑以威四方”。宰相韦昭度对僖宗说：“这件奏章要是被藩镇知道，岂不招致猜忌？”于是贬常濬为万州司户，随即赐死。

昭宗乾宁三年（896）六月，藩镇李茂贞进攻长安，昭宗逃亡渭北，又从渭北逃到华州。次年，左拾遗张道古在华州行宫上疏声称国家有“五危”、“二乱”，疏中怨言有云：“昔汉文帝即位未几，明习国家事，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开四夷，海表之国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几尽。”（《资治通鉴·昭宗乾宁四年》）昭宗得疏作怒，把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

孟昭图、常濬、张道古三人身为谏官，当危急存亡之时尽职言事，固然可嘉，但所议未免不识时宜。当僖宗、昭宗这两条可怜虫东奔西逃自身不保的时候，要他们庇护群臣、惩治强藩，拿汉文帝、唐太宗做榜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哀帝天祐四年（907），梁王朱全忠亡唐。唐王朝这条半死不僵的百足虫终于彻底僵死，再也无须谏者，再也不能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