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消长与韩愈排佛事件-三千年文祸

南北朝佛教特盛，道教难与争雄。进入唐代，情况有所变化。道教徒一向推老子李耳为祖师爷，唐初统治者既认老子为远祖，自然尊崇道教，于是奉为“国教”，高宗进而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佞道尤甚，科举特设“崇玄科”，以御注《道德经》为考试范本。对于屈居道教之下的佛教，唐代统治者一般也不排斥，除武宗灭佛以外，其余各朝都给佛教一定地位，佞佛最甚的有武则天和懿宗。

在儒、佛、道三家的消长和共存中，发生了许多冲突事件。高祖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连上12疏抨击佛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诸端，劝高祖下令取缔。高祖命群僚讨论。于是信佛的中书令萧瑀攻击傅奕“非圣无法”，傅奕则反击萧瑀“非孝无亲”。高祖的意见倾向于傅奕，于武德九年（626）下诏裁减天下僧、道和寺、观，真正的打击目标是佛教。这时发生玄武门事变，太宗受禅后取消了裁减令。

其实太宗对佛教也没有好感。武德末道士李仲卿、刘进善著论攻击佛教，贞观初僧法琳著《辩正论》回击李、刘。太宗冷眼旁观，暂不介入。待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指斥《辩正论》，说法琳毁谤宗室，太宗便乘机发作，下诏裁减僧尼，把法琳下在狱中。法琳先是强辩，最后屈服，向太宗表忠。太宗免其死罪，把他流放蜀地，结果死在途中。这以后近200年间，佛道二教虽互有消长，排佛的言论时有所闻，但没有出现严重事件，直到宪宗元和间才发生震动一时的韩愈《论佛骨表》事件。

事情是由一次迎拜佛骨的活动引起的。长安数百里外的凤翔府有座法门寺，寺中藏有如来佛的一节指骨，长1寸8分，放置在金制莲花中，金莲贮于水晶盒内（一说佛骨贮在小金棺内）。依佛门规矩，每隔30年佛骨向大众开放一次，据说每到开佛骨之年必定人泰年丰，因此被看作莫大的吉祥，无上的庆典。元和十四年（819）正值开佛骨之年，迷信极深的宪宗当然不会放过这祈福祷寿的机会。这年正月，佛骨在僧众护卫下运抵长安，宪宗特派宦官杜英奇带领30名宫女手持香花到城外迎接。佛骨入城后先留在宫中供养3日，然后传送城中各大寺院。长安城中一时掀起迎拜佛骨的狂潮，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人人奔走施舍顶礼膜拜，甚至不惜烧灼头皮、手指来表现虔敬。

韩愈一向以儒家的传道者自居，视佛、道为异端，此时身为刑部侍郎，见宪宗倡导下满城如痴如狂的“佛骨热”，心潮难平，愤然上表强谏。《谏迎佛骨表》（也称《论佛骨表》）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www.xing528.com)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表文首先指出佛教是“夷狄之一法”，在它产生以前先王圣帝享年高、在位久，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南北朝“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帝佞佛特甚，结果“饿死台城，国亦寻灭”，由此证明“佛不足信”。作者接着肯定宪宗圣明，“不惑于佛”，迎佛骨之举不过是“以丰年之乐，循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可是“百姓愚冥”，佞佛如狂，“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表文最后指出佛骨是“朽秽之物”，不该迎入宫禁，请求“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作者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这就是被苏轼称誉为“道济天下之溺”的《谏迎佛骨表》。

韩愈排佛的基本论点有二：其一，佛教是夷狄之教，与儒家礼教相悖；其二，信佛者未必得福，甚至得祸。这两个论点其实是历来排佛者的老调子，傅奕、姚崇等人早已阐发无余。韩愈恪守“为君讳”的礼则，在谏表中对宪宗苦心劝导，毫无指责，忠君的悃诚多于卫道的义愤，可是宪宗并不领这分忠悃。他正在拜佛的兴头上，骤然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以为坏了大吉大利的兆头，不由勃然震怒。他拿着谏章给宰相看，立意把韩愈处死。宰相裴度、崔群劝说道：“韩愈狂言，死有余辜，不过毕竟是出于忠心，请饶他死罪，以拓宽忠谏之路。”宪宗忿忿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尚可容忍，他竟说汉朝以下奉佛的天子都短寿，何等狂悖！身为大臣而如此狂悖，决不可饶恕！”毕竟韩愈是知名人物，消息传开后引起士大夫的广泛同情和关注，许多王公贵族也为他求情。宪宗终于收起杀心，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进士出身，贞元间为监察御史时曾因旱灾与同官连名上疏请减免赋役，被贬为阳山令。这回到潮州后感激涕零地上了一道谢表，一面表忠输诚，一面告哀乞怜，对比奏《论佛骨表》时的慷慨激昂，前后判若两人。宪宗读了谢表颇受感动，想重新起用他为卿僚，因人梗阻改调袁州刺史。

如宪宗所言，这次事件中他最不能原谅的是说奉佛的天子命促祚短，因为这个论调深深戳伤了他晚年祈求仙佛保佑长生的愚昧心理。和许多统治者一样，宪宗也是个有始无终的人物。他即位之初汲汲求治，主动征求谏言。虽然一度嫌谏官“谤讪朝政”，想处罪一两人以儆其余，终被翰林学士李绛劝止。后来平定淮西叛镇，迫使横海、幽州等镇相继归顺，唐王朝出现了安史之乱以来从未有过的振作气象，史称“元和中兴”。宪宗功业至此臻于顶峰，此后暮气渐重，沉溺于佛教、道教，一心想服灵丹仙药。方士柳泌（原名杨仁昼）说天台山产“仙草”，他就派柳泌做台州刺史，就近采集进贡。柳泌到任后驱使百姓上山采“仙草”，折腾了一年多，毫无所获。眼见交不了差，柳泌便携家小躲入深山，被官府捕获送达京师。宪宗不咎既往，让他烧炼丹药。韩愈论佛骨的同一年，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劝宪宗不要轻信方士乱服丹药，惹得宪宗发怒，被贬为江陵令。宪宗服了柳泌熬炼的金丹，身子燥热，一病不起，不久被宦官害死，仅43岁。

穆宗继位，上朝的第一天就下令将柳泌和医僧大通处死。他这样做不过是为父亲报仇，其实他自己也迷信佛道，也服方士的丹药。穆宗死后，接脚的敬宗也佞佛奉道，到武宗而有灭佛之举。

武宗偏信道教，道士刘玄靖、赵归真等人授官命职，备受宠幸。为此，左拾遗王哲谏，贬河南府士曹参军；左补阙刘彦谟谏，贬河南府户曹参军。武宗听信道士的煽动，对佛教大加摧残，于会昌五年（845）下令：长安、洛阳各留4寺，每寺留僧30人；各地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1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10人，下等5人；除以上保留者外，天下所有僧尼勒令还俗，寺院拆毁，田产没收。令下之后，派御史到各地监督执行，计全国共毁寺院4600余所（一说此为大寺院数，另有中小寺院40000余所被毁），还俗僧尼260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0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会昌灭佛”事件。

武宗卒，继位的宣宗诛妖道刘玄靖、赵归真等，允许各地修复寺院。后来懿宗大兴佛教，咸通十四年（873）迎拜佛骨的规模甚至超过元和中的那次，但没有出现第二个韩愈。左散骑常侍萧倣和尚书左丞李蔚先后上疏批评懿宗佞佛过甚，语气平和，竟获得懿宗夸奖，都升了官，懿宗佞佛如故。

通观唐代佛道二教的进退消长，士大夫通过谏诤排佛斥道者大有人在，得祸者也不止三数人。韩愈的排佛思想本无特出之处，谏诤事件也没有特别意义，然而在当时乃至后世造成极大影响。宋人甚至把韩愈谏阻迎佛骨誉为卫道壮举，说他的功劳不在“辟杨、墨”的孟子之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后句指的就是排佛言行。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天下之溺”岂是韩愈（或别的什么人）所能拯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