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与权奸：揭秘恶谏心理

中宗比高宗还要昏愦，二度即位后宰相武三思和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窃弄威权，种种阴谋诡计在民间都传开了，他还蒙在鼓里。神龙二年（706），京兆人韦月将和渤海人高轸先后上书揭发武三思的罪恶阴谋，中宗分别用杀戮作回报。四年后，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揭发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奸谋。中宗盛怒之下召见燕钦融，当堂把他杖死。前此，定州人郎岌因同样行为被杖杀。这几个上书人的丧命，是盛唐时期最严重的谏祸。

燕钦融死后18天，韦皇后毒死中宗，立少帝，自己临朝听政，要做第二个武则天。半个月后，临淄王李隆基发兵杀韦皇后，让父亲（睿宗）即位，自己做皇太子，一天乌云至此消散。过了一年多，李隆基受禅即位，便是玄宗。

玄宗在位43年，前期励精图治，造就了被诗人杜甫生动描绘过的“开元全盛日”，堪与开辟贞观盛世的太宗比肩；后期耽于逸乐，忘乎所以，酿成“安史之乱”，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人们认为，前后剧变的关键之一是择相。唐朝的宰相位尊权重，政治清浊和天下治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宰相的忠奸贤愚。玄宗前期所选用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都号称名臣贤辅，人们常把“姚宋”比作太宗时的“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期用李林甫、杨国忠辈为相，终于坏了大事。

李林甫不学无术却极有心计，为人阴险毒辣，人称“口蜜腹剑”，绰号“肉腰刀”。他做宰相19年，最大业绩就是讨好玄宗、排挤贤才、陷害正人。他初登相位就想独揽大权，设计排挤首席宰相张九龄，常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同时推荐听他驱使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才。牛仙客一向为边将，全无宰辅气味，而玄宗竟听信李林甫，拜牛仙客为相，罢张九龄相位。监察御史周子谅私下与人议论此事，说牛仙客滥登相位，引谶纬书为证。此事被告发，玄宗当廷诘问。周子谅辞穷，被决杖流放瀼州，行至蓝田而死。李林甫乘机说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于是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不久病卒。

李林甫大权在握，做尽坏事，怕人们揭发他，便千方百计阻塞言路，躲避舆论。天宝六年（747），玄宗下诏举行求贤考试。李林甫害怕应试者在答卷中揭露他，事先对应试者严加审查。考试完毕，竟将应试者460人全体黜落，一名不取，制造了一场可耻的骗局，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过了两年，咸宁太守赵奉璋上疏告发李林甫奸罪20多条，疏未奏进已被李林甫知悉，诬为“妖言”，活活杖死。李林甫更立下规矩：谏官奏事必须先向宰相请示，事后仍向宰相汇报；御史检举不法，必须征得御史大夫同意，联名上奏。这样一来，监督、检察机制就完全受他控驭。补阙杜琎接连上疏议论政事，李林甫把他贬为下邽令，并对其余谏官说：“如今明主在上，做臣子的听命奉行都忙不过来，还有什么可谏说的？诸君难道没有见过宫门外的立仗马吗？它们从早站到晚没有一丝声响，给它吃的可是三品料。如果鸣叫一声便立即黜退，再也休想享用三品料，后悔还来得及吗？”平时连“瘴”、“璋”二字都分不清楚以致闹出“弄瘴”笑话的李林甫，唯独在这种场合大显歪才，一道充满威胁意味的钳舌令被他比说得如此生动。他执政期间，谏官都只好白吃饭，不敢议论政事，其余官僚也像终日不鸣的“立仗马”。周朝有厉王弭谤，唐朝有李林甫弭谏，异代同流，“弭”法大有长进。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值得痛哭流涕的事真是太多，然而有名的谏臣却很少，上书得祸的事件也不多。代宗、德宗时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谏祸，且从奸相元载说起。

元载为相，既贪权又贪财，倒台后家中光是胡椒子就抄出800石，其余赃产可想而知。他执政专权的时候，也和李林甫一样，生怕别人揭发，而钳舌手段比李林甫做得更彻底。他通过朝廷正式订立制度：百官论事必须先报告所在部门的长官，长官再向宰相请示，获得批准方可进谏。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反对，认为这样做是掩塞人主耳目，叫大家不要说话，犹如李林甫、杨国忠专权之时。他劝代宗及早觉悟，以免后悔。元载为此怀恨于心。后来在一次祭祀中颜真卿对祭器不齐备议论了几句，元载就以“诽谤”罪把他贬为峡州别驾。时为大历元年（766）。

元载专权既久，代宗也渐渐对他产生厌恶。大历六年（771），成都司隶李少良上书揭发元载奸恶。代宗把上书人安顿在宫内，单独跟他说了些话。李少良言谈不谨，把代宗所言泄露给友人韦颂、陆珽。元载侦知上奏，代宗恼怒之下将李少良等3人交京兆府杖死。

大历八年（773）又有郇谟哭市事件。郇谟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布衣，这年九月，他用麻丝束发，手提大竹筐，挟一张苇席，在长安东市痛哭。他请求上奏30个字，声称如果所奏悖谬，甘愿受死，用携带的苇席、竹筐装裹尸体。郇谟此举显然是效法前人的“舆榇上书”，于是代宗召见他，赐予衣裳，把他安顿在宫中。原来郇谟所奏30字每字反映一项时弊，如“监”字表示诸道监军，“团”字表示团练使，意在劝代宗取消宦官监军和诸州设团练使制度。这一事件的结局史籍失载，不得而知。(www.xing528.com)

郇谟哭市是准备死的，结果却不死（至少当时不死），还得到代宗的关怀，可谓幸运。对比之下，德宗时的一次布衣上书，事主命运真够悲惨。那是贞元十七年（801），浙西布衣崔善真到长安上书，反映宫市、进奉等弊政和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罪恶。德宗贪财，李锜经常额外进奉财物，因此大大得宠。他恃宠骄恣，无恶不作，一方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崔善真就是代表浙西父老说话的，而德宗竟把他当作罪犯押回浙西，交李锜处置。李锜预先使人掘就一坑，待崔善真押到便即时推入坑中活埋，连身上的刑具都没有卸下。

清人袁枚有言：“愦愦之昏浅，察察之昏深。”德宗正是个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的大昏君。他任用“蓝面鬼”卢杞为宰相，卢杞奸邪尽人皆知，唯独他不知。卢杞受众僚抨击罢相贬官，德宗犹恋恋不舍，问宰相李勉（一作李泌）：“众人都说卢杞奸邪，为什么我不知道呢？”李勉回答说：“天下都知道卢杞奸邪，唯独陛下不知，这就是他奸邪的地方。”

卢杞为相时受到朝官的一致攻击，被他报复得祸最重的是同居相位的崔宁。建中、兴元间，姚令言、朱泚谋反，德宗狼狈逃亡奉天。崔宁也逃到奉天，流泪对亲友说：“皇上聪明，从善如流，都是受卢杞欺蔽才落得这样。”话被卢杞闻知。正逢朱泚用离间计遥授崔宁为“中书令”，卢杞便乘机诬陷崔宁与朱泚通谋“从逆”。德宗不作核查，竟把崔宁缢死，家产抄没。

卢杞死后又有奸人裴延龄。此人身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不为国家理财，专为德宗聚敛，天资险伪，所出奇谋诡计尽属诞妄，而德宗却信任他。宰相陆贽一再劾奏裴延龄的奸佞凶妄，德宗不悦，罢陆贽为太子宾客，再贬忠州别驾，其余论劾过裴延龄的官员均遭贬斥。

处士阳城素有名望，初征为谏议大夫，一言不发，日夜与宾客饮酒。众人大失所望，前进士韩愈作《诤臣论》加以讽刺激励。其实阳城是在养精蓄锐，等待“一鸣惊人”的时机。及至陆贽罢相，朝中无人敢谏，这时阳城便率谏官伏上疏申救，极论裴延龄奸恶。德宗大怒，将予处罪，经太子营救而罢，但不久还是贬阳城为国子司业。时当贞元十一年（795）。

陆贽前在奉天曾劝德宗勤恳纳谏，使群臣极言得失，涉及军务者更须不时召见，听纳无倦。德宗表示为难，说了这样一番话：

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新唐书·陆贽传》）

这番话道出了昏君厌恶谏诤的一般心理。所言谏者弊失（“非忠直”、“自取名”、“雷同道听”），不尽虚妄，但是举为避拒谏言的理由，则表明德宗全无纳谏的诚心。患难之时尚且这般想法，无怪乎患难之后的罢陆贽、贬阳城，和把崔善真“送人情”让李锜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