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来，文人诗歌迅猛发展，数百年间名家辈出，风气多变。从建安到正始，从正始到太康，从太康到永嘉，到东晋，到齐梁，诗歌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不断变化，总的趋势是渐渐脱离社会现实，片面追求形式技巧，以致“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李谔《上高皇帝请革文华书》）。
在形式主义泛滥的年代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利用诗歌作讽刺。其中有积极的讽刺，而大量的讽刺是消极甚至无聊的。既有讽刺，祸难就有可能相伴而生。
所谓积极的讽刺，是指为了国家和庶民的利益，或受忠君思想支配，大胆作诗刺举时弊君失，即所谓“以诗代谏”，结果常致殃咎。如北周宣帝嗜饮无度，有一回狂饮大醉，下士杨文祐通过执政献歌讽谏云：
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
歌奏上，宣帝发怒，命赐刑240杖，致杨文祐惨死。后又命中士皇甫猛作歌，皇甫猛也借歌辞作讽谏，被杖责120。
宣帝是北周著名暴君，他自称“天元皇帝”，所居宫殿称“天台”，制、敕称“天制”、“天敕”，又同时册立五个“天”字号皇后，下令臣民回避“天”、“高”、“上”、“大”等字样，不得用作名号。他最不能容忍谏诤，大臣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等人都因直谏被诛。杨文祐、皇甫猛位在下列而舍命讽谏，他们虽然没有诗名却胜似有名诗人。
杨文祐、皇甫猛这样的歌者，在当时诗人中是不会有的。士大夫都是聪明人，他们不会拿诗歌作催命符。但有的人做官失意，免不了借诗歌发牢骚，有所怨刺，即消极讽刺，以此触动祸机，后悔莫及。例如西晋初年著名的《陈情表》的作者李密，祖母寿终后被征为太子洗马，后来出为地方官，心情抑怨。某年出为汉中太守，晋武帝为他饯行，席问奉旨赋诗，末章有云：
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
诗意怨刺晋武帝用人不公，以致“朝中无人莫做官”。晋武帝感到气愤，正好有人劾奏李密，晋武帝便乘机罢免李密。李密从此结束宦程，后来死于家中。
一般说，晋武帝比较能容忍批评，《晋书》本纪甚至盛赞其“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有一回他问司隶校尉刘毅：“我可以比哪号帝王？”刘毅说：“陛下可比汉末桓帝、灵帝。”晋武帝生气说：“我难道坏到那样的程度？”刘毅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桓灵卖官，钱上交国库；陛下卖官，钱都到私人家里去了（按：指赏赐太滥），照这样看，还不如桓灵呢。”晋武帝听了大笑道：“桓灵时候是听不到这种批评的。如今我有这样的直臣，当然是胜过桓灵。”从语辞看，刘毅的批评比李密诗句严厉得多，但刘毅一向有忠直名声，批评是为王朝利益而发的，所以不招祸。李密一向恃才傲物，诗中怨刺是为个人得失而发，虽然措辞不激烈，晋武帝听来却分外逆耳，因此要把他踢开。
像李密这样因个人失意而作诗怨刺，以及恃才轻狂信手题诗而得祸的，在南朝文人中经常遇到。例如：
宋文帝时，记室参军何长瑜题诗嘲戏临川王刘义庆诸幕僚，如题陆展云：
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
讽刺陆展为了讨妾欢心而染发，无奈年纪老大，虽然一时染黑，星星白发又长出来。这类玩笑诗传扬开去，轻薄少年纷纷仿效，惹得刘义庆发怒，奏准文帝把何长瑜贬为曾城令。
又齐高帝时余杭县令丘巨源居官失意，因作《秋胡诗》讽刺上司吴兴太守（即后来的明帝萧鸾），加上别的事，被诛。同时代陈郡文士卞铄好作诗赋讥刺世人，被流放巴州。
又齐武帝时从事中郎刘祥作《演连珠》15首自鸣不平，且含讥刺。如第14首有云：
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伟俗之器，无圣必沦。故鸣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www.xing528.com)
结果被人告发，流放广州而死。刘祥为人浮躁，轻言肆行，好讥刺人，曾因撰《宋书》直笔而忤齐武帝（见前文）。《演连珠》案发后御史中丞任遐奉命弹劾，言其“轻议乘舆，历贬朝望，肆丑无避，纵言自若”。刘祥事事申辩，倔强不服。在流放地，齐武帝传敕许其悛改，可望释还。刘祥自认无罪，纵酒而死。
有的诗祸情况比较特殊。如陈朝初年陈宝应在闽中起兵抗陈，僧人慧标作诗为他赠行云：
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
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
慧标后来因这首诗被诛。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文字之祸，陈王朝是把慧标当作“从逆”罪犯杀头的。
在南朝，还有许多诗歌讽刺嘲戏事件由于被讽刺嘲戏者容忍而未成祸案。如宋齐之际文士卞彬险拔有才，好作讽刺诗文，齐王萧道成有篡宋之志，卞彬假托民谣咒刺他“列管暂鸣死灭族”（“列管”指“箫”，影射“萧”）。又对萧道成说：“殿下以东宫为王府，则以青溪为鸿沟，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又咏《诗经》句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萧道成虽然恼恨，却没有处罪他。后来卞彬为南康郡丞，仕不得志，乃作讽刺文《蚤虱》、《蜗虫》、《蛤蟆》等赋及《禽兽决录》，大有指斥，一时广为传诵。
又梁武帝时尚书令何敬容溺于事务，文雅不足，大臣萧琛之子萧巡轻薄有才，作卦名离合诗加以讽刺，又大臣江革之子江从简作《采荷词》讽刺何敬容选官不当，何敬容均不予计较。
又梁武帝时孙廉趋奉权贵，历官御史中丞、吴兴太守等，属下书记高爽有险薄才，有求不遂，便作屐谜讽刺孙廉不顾耻辱以取名位。谜语云：
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
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
史籍无孙廉报复的记载，当亦未作计较。
北朝文学不盛，诗祸很少，偶尔见一二事故。如梁朝文士褚
，跟随叛将陈伯之到北魏，陈伯之后来感于“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丘迟《与陈伯之书》）归返梁朝，褚
仍留在北魏，宣武帝准备重用他。正逢元旦朝会，褚
身穿一套鲜卑服装觉得不自在，作诗自嘲云：
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
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宣武帝闻知，把他贬到始平郡做太守。褚
在那里日日出猎，不慎坠马而死。
再如北齐散骑侍郎裴泽做官失意，题诗咏石榴含有讥刺，又常说大臣的坏话，被人报告武成帝，结果被决杖60，受髡刑，开除官籍。
上述诗歌怨刺、嘲戏之祸，大多数是“文人轻薄”所致，可与前文“言谈轻肆”诸案作一路看。归聚在此，借以显示诗祸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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