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惨案发生后，史官一度被废，到文成帝时才恢复建置。孝文帝尤关心修史，颁诏改国史编年体为纪传体，鼓励史官“直书时事，无讳国恶”，说“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魏书·高祖纪》）。在他的鼓励下，史官崔光、李彪等人对国史纂修表现了极大热忱，李彪因事被废还殷切请求参预史馆事。崔浩惨案似乎没有在后任史官心中留下阴影，国史纂修之役继续进行着。
北魏王朝经过一段分裂时期（裂为东、西魏）后终于灭亡。至此，一部完整的魏史可以产生了，完成这项事业的是北齐学者魏收。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他年轻时就是著名才子，文思敏捷而为人轻薄浮躁，人称“惊蛱蝶”，与同时代的温子昇、邢邵齐名，世号“三才”。魏收先后在北魏、东魏做过官，得到高欢父子的赏识，入北齐授中书令兼著作郎。
文宣帝天保二年（551），魏收奉命主修魏史。为此，他特意挑选不具史才的房延祐、辛元植等6人做助手，既免临事掣肘，又预防事后争功，所以魏史基本上是他一手裁定。三年后，110卷的《魏书》纪传修成奏上。此后魏收又独力补足《十志》，合为130卷，流传于世。
这部《魏书》质量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作者的心术。
《魏书》作为承先传后的一代大典，是要对天下后世负责的。为此，史官理应摈弃私心，执守公道，尊重客观事实。可是参与纂修的一些人却把国史当家谱，尽量把自己的祖先写入列传，多缀谀词。性躁的魏收对此气愤不平，而他自己同样把公心撇在一边，对书中人物任意褒贬。借用汉末赵壹《刺世嫉邪赋》的文句来说，是“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他甚至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东方朔《答客难》有“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在他眼中，堂堂国史竟是私人报恩报怨的工具，史传人物可以任意“举之”、“按之”。史家贵在“史德”，像魏收如此心术，还有什么“史德”可言呢。
由于作者心术不正，《魏书》中许多记载严重背离事实，评论也不公正。例如阳固做北平太守又贪又酷，被中尉李平弹劾而受处分，这件事明白记载在当时的《起居注》中，《魏书·阳固传》却写他在北平很有惠政，因公事免官，说李平对他很敬重。原来魏收当年是靠阳固之子援助才当上史官的，曾许诺为阳固作“佳传”，所以有此谀笔。
又如庄帝初年悍帅尔朱荣专权作乱，把灵太后和少主抛入黄河淹死，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杀害王公大臣以下2000余人，即骇人听闻的河阴惨案。尔朱荣虽然平乱有功，但功不抵罪，应当归在“乱臣贼子”一类。《魏书·尔朱荣传》却有意少写传主作乱之罪，多写平乱之功，且评论说：尔朱荣如果能修德讲义，可以超越商朝的伊尹和西汉的霍光。这是为什么？原来北齐统治者高氏据说出自尔朱氏，魏收处处讨好高氏父子，自然要顾及尔朱氏的声誉，更何况他还接受过尔朱荣之子尔朱文略的贿赂。
《魏书》的种种曲笔引起人们的不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家意见尤大，一时议论汹汹，有理无理跟着起哄。文宣帝见舆论难息，命魏收到尚书省和有怨言的人当面辩论，作出答复。结果前后投诉的有百余人，有的反映遗漏其祖先职位，有的埋怨不为其父祖作传，有的说诬蔑了他的先人，等等。魏收针对各人诉状一一作答。
当时怨气最大的有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等人。卢斐父卢同生前官至仪同三司，卢斐认为论位望应该作为传首另立一传。而《魏书》却把卢同传附在其族祖卢玄传下，卢斐认为这样摆布贬低了他的父亲。李庶家族据说出自著名的顿丘李氏，《魏书》为李庶祖父李平立传写作陈留人（一说写作梁国蒙县人），还写李平家世贫贱，李庶觉得辱没了他的祖先。王松年高祖王慧龙据说出自太原王氏，《魏书》本传写他“自云太原人”，表示他的族姓所出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此外传中还记载王松年祖父王琼的一些贪鄙疑怪事迹。(www.xing528.com)
卢斐、李庶等人闹得很凶，向左仆射杨愔提出魏收该杀。杨愔是魏收亲戚，偏袒魏收，反而向文宣帝说卢、李的不是。魏收也上书自辩，贬毁卢、李。文宣帝发怒，亲自盘问当事双方。卢斐鸣不平说：“我的父亲功业卓著，名扬天下，因为跟魏收没有亲缘就不被立为传首。博陵崔绰官不过本郡功曹，别无事迹可以称述，因为跟魏收有亲戚关系就立为传首。”魏收辩解道：“崔绰虽然功名不显，但道义可嘉，所以立为传首。”文宣帝追问说：“你怎么知道崔绰道义可嘉？”魏收答道：“高允曾为崔绰作赞，称崔绰有道德。”文宣帝不以为然，对魏收说：“高允是才子，为人作赞当然是称扬。比如你为人作赞称扬人家，难道都是真的吗？”魏收无言以对。文宣帝一向器重魏收才学，没有处分他，卢斐、李庶却因杨愔的谮毁投入监狱，各鞭杖200。李庶死在狱中，两个弟弟流放外州。王松年也受鞭杖，罚做苦工。同时因讥谤《魏书》而获罪者还有卢潜、卢思道等人，都是门阀子弟，当世名流。
虽然处罚了一批人，众人的怨谤仍未消除，甚至更加激烈，骂《魏书》为“秽史”。这是历代正史中继《史记》受“谤书”之詈以后的第二“恶谥”。人言可畏，然而事出有因。
文宣帝见众怒难平，于是下令停止《魏书》流传，允许有意见的人继续逞递诉状。一时诉状如雪片般飞来，魏收招架不住。赖有当朝大僚杨愔、高德政做靠山，他照旧稳稳当当做官。杨、高都和魏收有亲戚关系，魏收给他们的祖先作了佳传，他们不想推翻《魏书》，对众人的投诉采取阻挠、搪塞的办法，因此终文宣帝之世没有闹出新的风波，《魏书》被不冷不热地搁置起来。
孝昭帝皇建元年（560），魏收奉命对《魏书》作了一些修改，然后重新颁行。人们对修改后的《魏书》还是意见纷纷。武成帝时，魏收再度奉命修改《魏书》，上次改过的一些地方又改回原先的文字。改来改去，人们总是怨谤不休，魏收无可奈何。
后主武平三年（572），68岁的魏收寿终正寝，官为尚书右仆射，身后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他从50岁修成《魏书》开始卷入是非漩涡中，近20年间广结冤仇，与千百士大夫作对，至此总算善终。谁料生前无灾，死后有祸，北齐灭亡不久，他的坟墓就被人掘毁，尸骨抛弃荒野。不用说，这是他生前修史所得罪的人家做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积毁销骨”。
聚讼纷纭的《魏书》事件终于结束了，真是一场变怪百出的大闹剧。一部《魏书》也不知被折腾过多少次：魏收生前两次奉诏修改，死后第二年后主又命史官重修而无结果；隋文帝、炀帝和唐高祖、太宗、高宗之时都有学者重修，有的未见成书，有的成书而不流传。流传千余年且被列为“正史”的仍是魏收主修的《魏书》，这说明“秽史”自有不秽之处。
《魏书》风波的发生有其社会根源，即门阀士族势力过盛。门阀的特点是一姓一族高峙一方，代代都有名士显宦。在这种情况下，后朝修前朝史势必关系到当代许多士绅的家族利益。正如清代学者所指出的：“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四库总书总目提要》卷四五《魏书》提要）门阀士族以门阀为生命，他们关心的是家族利益，是祖先的名誉地位，当然也就是自己的名誉地位。至于君臣大义、朝代兴亡等，对他们来说不是很要紧的事。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名门始终是名门，不管谁做皇帝，他们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南朝如此，北朝也如此。《魏书》是十足的官史，魏收其实是代表北齐统治者整理旧史的，门阀士族讥谤《魏书》、攻击魏收，实质上是蔑视皇权，是向北齐统治者示威。试问隋唐以下，士大夫敢对朝廷颁行的官史“哗然群起而攻”吗？朝廷会因为士大夫的“哗然”而轻易废止一部官史并一再下令修改吗？简直不可想象。
此外，从作者方面看，魏收家门不显贵，没有门阀做靠山，所以门阀士族才敢于放肆攻击他。而他不为卢斐等人的父祖做佳传，似乎也有贬抑高门的用意。李庶等人谤史得祸，则可视为北齐统治者对门阀士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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