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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与元帝:三千年文祸、开国皇帝、栗子典故、张稷遭谴责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梁朝的开国皇帝为武帝萧衍。有一回豫州贡进一种大栗子,直径有一寸半,梁武帝发兴与名士沈约比赛关于栗子的典故。梁武帝知道后大为恼火,想处罪沈约,被人劝住了。进入梁朝,张稷理应升官,梁武帝却嫌他弑主不忠,不予擢迁。尽管人已不在,梁武帝对他仍有看法。梁武帝闻知,接连派使者登门谴责,沈约终于在恐惧中死去。梁武帝而外,梁朝还有一个“难说话”的主子,即元帝萧绎。

梁武帝与元帝:三千年文祸、开国皇帝、栗子典故、张稷遭谴责

梁朝的开国皇帝为武帝萧衍。

梁武帝文士出身,曾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座上“八友”之一,称帝以后仍不失文士本色,与往年的诗朋文侣品棋斗艺,雅兴颇浓,争强好胜之心也不比普通文士弱。当时士大夫中流行“隶事”比赛的风气,其法取一项事物为题目,参赛者说出同它有关的诗文典故以赌胜负,一时文人都以搜集和背诵诗文典故为能事。名士刘峻编了一部“隶事”专书《类苑》,梁武帝妒忌刘峻的博闻,就召集众人编了一部《华林遍略》来压倒它,还和刘峻比赛关于锦被的典故。有一回豫州贡进一种大栗子,直径有一寸半,梁武帝发兴与名士沈约比赛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博学而聪明,故意比对方少三条典故,出来对人说:“这老头爱面子,不这样会把他羞死的。”梁武帝知道后大为恼火,想处罪沈约,被人劝住了。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当年也是“竟陵八友”之一,与梁武帝是老交情,拥戴受禅有大功,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他和梁武帝“忘形”惯了,有时说话就不够注意,以致获咎。比赛栗子典故是一次,后来又有更严重的一次,为之丧命。

梁武帝当年起兵创业的时候,齐朝侍中张稷积极配合,设谋杀了齐主东昏侯。进入梁朝,张稷理应升官,梁武帝却嫌他弑主不忠,不予擢迁。张稷因此有怨言,免过职,贬过官,一度拜尚书左仆射,不久又出为青州刺史,转冀州,最后在冀州被人杀害。尽管人已不在,梁武帝对他仍有看法。沈约和张稷是姻亲,对张稷之死怀有怜悯。有一回梁武帝对沈约谈起张稷生前之事,沈约带着几分不平说:“尚书左仆射贬到边远地方做刺史,过去的事还有什么可说的。”梁武帝大怒,怪沈约替亲家鸣不平,责问道:“照你这样说,张稷难道是忠臣吗?”说完气冲冲地乘辇离去。沈约怔怔地呆了半晌,回家后摔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时常梦神梦鬼。于是请道士祷告天神,沈约自撰祷词说他拥护禅代是身不由己,言外之意是说受梁武帝胁迫。梁武帝闻知,接连派使者登门谴责,沈约终于在恐惧中死去。

沈约之死另一说是因诗得祸,唐无名氏《灌溪暇语》:“沈约以佐命元勋,位冠梁朝。晚年,诸新进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约所为《鹿葱》诗,乘间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几得道士赤章事,遂大发怒,约以忧死。其诗曰:‘野马不可骑,兔丝讵宜织。尔非萍与蒿,岂供麚鹿食。’”(四库本《说郛》卷二十九)

沈约既死,朝臣集议拟谥“文”。梁武帝觉得这个谥号便宜了死者,命改谥“隐”,讥刺沈约不忠于己,对齐朝隐怀恋旧之情。

梁武帝信佛,佛家戒杀,所以他用刑较宽,很少杀人。也比较注意听取群言,即位之初曾下令在公车府的“谤木”、“肺石”(分别为求谏、听讼的标志物)旁各设一只箱子,专门收纳人们的上书和投诉。在位期间8次下诏征求直言,在历史上仅次于宋高宗的11道求言诏,甚至出为考试策问之题。《文选》仍保存有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将齐季多讳,风流遂往?将谓朕空然慕古,虚受弗弘?然自君临万宇,介在民上,何尝以一言失旨,转徙朔方;睚眦有违,论输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谠路绝?将恐弘长之道,别有未周。悉心以陈,极言无隐。”

但他那股名士式的孤傲脾气始终改不了,遇事好胜,自以为是,到晚年不见稍减。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上书泛论时弊,一共写了4条。梁武帝得疏大怒,口授作敕1800余字,逐条驳斥,事事质问,逼令贺琛指实。敕中写道:

朕有何过?……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

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www.xing528.com)

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或昼或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梁书·贺琛传》)

这道与臣下争长论短、自我表功的敕书,可与清代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时的某些谕旨“媲美”。梁武帝时年82岁,想不到竟有这样大的怨气,幸亏贺琛奉敕认错就算作罢,事态没有扩大。

作为文人学者,梁武帝才学出众,著书之多在同辈中罕见。作为佛门弟子,他不仅是虔诚的苦行僧,而且在佛学领域颇有造诣,堪称得道高僧(当时僧徒谀称为“皇帝菩萨”)。作为一国之主,他勤于政事,自奉俭薄,在位48年如一日,也算难能。但他为什么最后落得受窘“家奴”、饿死台城的下场呢?历史学家司马光回答说:

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悯笑,岂不哀哉!(《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

司马光着眼于“君道”,指出梁武帝的致命缺点是不能虚己待下诚心纳谏,这一分析并没有冤枉梁武帝。梁武帝不杀谏者,他采取一种特殊的拒谏方式:与谏者争辩,仗势压人,使人无话可说。

梁武帝而外,梁朝还有一个“难说话”的主子,即元帝萧绎。萧绎也是文人出身,书画文章都有一手,与文人关系密切。文人相轻互妒的毛病在他身上特别严重,凡有才艺超过他的,他就想方设法加以摧残甚至谋害,文名很高的刘之遴就是平白无故地被他毒死的。

梁元帝自幼一目失明,这点生理缺陷是他一生最大忌讳。他做湘东王时与文士刘谅相好,秋日两人共游江滨,刘谅见他兴致很高,即景助兴说:“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帝子”句是楚辞《湘夫人》的首句(原文为“帝子降兮北渚”),梁元帝立即想到它的下句:“目眇眇兮愁予”,对刘谅说:“你是想说‘目眇眇兮愁予’吗?”“眇眇”在句中是形容极目远望的样子,但“眇”字又有目盲之意,真是“眇”目人别有感受。梁元帝从此不喜欢刘谅,但也没有加害他。

及继位后,有一个叫王伟的在狱中献诗陈情,此人原是逆臣侯景的主要谋士,事败被俘。梁元帝赏爱他的文才,想释放他。有人把王伟为侯景写的讨梁檄文送给梁元帝看,文中有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梁元帝读到这几句,怒不可遏,命人把王伟的舌头扯出来钉在柱子上,然后挖肠割肉,直到肉尽见骨,把王伟活活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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