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死后，曹丕受禅称帝，即魏文帝。曹丕爱好文学，一向与文士关系融洽（除了与他争位的曹植及其追随者），即位后放宽法禁，不干涉人们的思想言论，大约是受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晋人傅玄云“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意思是说曹丕提倡宏敞放达的思想作风，致使天下士人都不重礼法。这一说法大体符合事实，魏晋之交的阮籍、嵇康就是“贱守节”的典型。当时有所谓“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为友，都崇尚老庄，但人品各异，出处不同。时值司马懿父子当权，大将军曹爽被杀以后“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篡魏之势已成。山涛、王戎等六人不同程度地顺从了司马氏，接受了官职。嵇康倔强不附，因此被杀，却是当作“思想犯”处置的。
奇祸起于私隙。据史传，嵇康当年贫居，以锻铁维持生计（有人言其“嗜锻”，为名士风度），曾与向秀共锻于柳树下。贵公子钟会在众多车骑随从呼拥下前往拜访，嵇康埋头抡锤，不予理会。钟会难堪多时，驾车怏怏离去。临行，嵇康却停下活计嘲讽地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怀好意地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心中已埋下仇恨的种子。
嵇康有个朋友叫吕安，其兄吕巽是个奸徒，与钟会相好，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昭。吕安妻被吕巽奸污，吕巽为了掩盖丑秽，反诬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吕安为了辩白冤枉，引嵇康作证。嵇康仗义执言，结果也被诬入狱。钟会此时为司隶校尉，受司马昭宠遇，便进谗言说：“前几年毋丘俭起兵造反，嵇康曾经想响应，幸亏山涛制止。嵇康是卧龙式的人物，留着迟早是患害。如今他和吕安言论放荡，诋毁圣人教旨，帝王所不能容忍。应该像当年太公诛华士、孔子诛少正卯那样把他们杀掉，使风俗归于淳正。”司马昭早就对嵇康不怀好感，钟会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将嵇康处死，吕安也同时被杀。
说嵇康想造反，应该是诬陷。他和吕安的主要罪名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吕安有什么放荡言论已不可考，嵇康的放荡言论主要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依附司马昭，曾为选曹郎，升官离任时推荐嵇康接替这一职位。嵇康与魏宗室通婚，挂衔中散大夫，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不愿依附司马昭，于是写了这篇书信体长文，表示要与山涛绝交（实际未必绝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看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昭看的。作者在文中表白自己的个性与好恶云：
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飱饷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www.xing528.com)
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呜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文选》卷四二）
这篇人生宣言式的长文痛痛快快地陈述了他不愿做官的原因，可谓有自知之明。可惜作者缺少知人之明，他只顾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别人读后会有什么想法，将招致什么后果。不管嵇康怎样解说，在司马昭看来无非是声明不跟他合作，宣布与山巨源绝交就是宣布与司马昭集团绝交。而且越说自己清高，就越显示官吏的庸俗卑污，无异于讽刺司马昭集团，祸根就埋藏在这篇《绝交书》中。既然不愿合作，甚至有讪鄙之意，当然是诛除为上，所以钟会一进谗言，立即奏效。
如上所述，嵇康的得祸关键是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至于思想意识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或云当时王肃、皇甫谧等人伪造汤武周孔之言，为司马氏篡魏造舆论，故嵇康加以非薄），以及生活作风的放荡无检，并不是大不了的事。试问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有几个是尊信汤武周孔和恪守礼法的？阮籍作《大人先生传》，讽刺“礼法之士”是裤裆里的虱子，又常常向“礼法之士”翻白眼；母死不守丧，闻丧醉饮不哭；到邻近酒家买醉，女主人年少貌美，乘醉便倒在人家身边大睡……种种放荡行径，比嵇康的懒散傲慢要严重得多，却能远祸全身，主要原因就是他能“韬晦”，屈在司马昭属下做官，司马昭封晋公时，他曾替司空郑冲作劝进笺，有了这项“大节”，其余都是小疵，可以原谅。所以当司隶校尉何曾检举阮籍不守母丧“纵情背礼”，想拿他治罪时，司马昭还嫌多事，说：“阮先生身体这样虚弱，你就不能为我忍一忍吗？”
自然，阮籍也有他的处世诀窍，一是少开口，“不臧否人物”；二是多喝酒，关键时刻借醉躲避是非。比如司马昭想跟他结儿女亲家，阮籍竟沉醉60日，让事情无从提起，只好作罢。钟会经常别有用心地找阮籍套问一些话，想从他的言谈中找漏洞治罪，但每次都逢上他喝得烂醉，不能应对。嵇康就没有这种聪明，“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岂能不付出代价。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人，早岁丧亲，孤贫自立，天生奇才而赋性恬淡，高情远致为当世所慕。将处死，太学生3000人请求赦免他，要做他的弟子。司马昭不许。嵇康善弹琴，自称得异人传授《广陵散》曲。临刑时，他遥望落日，要了一张古琴，从容奏完最后一曲《广陵散》，叹道：“《广陵散》从此绝传了！”时为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嵇康年仅40岁。行刑之处为洛阳三市之一的马市（见《水经注》），“出建春南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桥南有中朝时牛马市。刑嵇康之所也”（见《洛阳伽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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