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诗歌以吟咏情性、抒发感情为主，抒情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怨刺。在《诗经》的时代，诗人怨刺无罪，孔子就说过：“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汉儒径直把《诗经》全部作品分作“美”、“刺”两大类。《国风》、《小雅》中的怨刺诗篇（所谓“变风”、“变雅”）比比皆是，“而诸国中不闻以诗获罪者”（清程廷祚《诗论·六》）。战国后期始有第一例与诗咏有关的迫害性事件，受害者是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王室支族，楚怀王时为左徒，颇受倚重。他才高志洁，忠心为国，有革新政治的主张，因而遭忌于自私守旧的官僚贵族上官大夫靳尚和子兰（怀王幼子，后为令尹）之流。受政敌的谗毁，屈原被怀王疏远，后流放汉北。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有亲秦、亲齐两派势力，子兰是亲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认敌为亲，力劝怀王入秦议约，致使怀王受骗入秦拘囚而死。屈原是亲齐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对误国媚秦的子兰等人非常痛恨。他虽在流放之中，仍关心国家命运，作诗表达“存君兴国”之志。及怀王死，子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受到更加严酷的迫害，被迁流江南。《史记·屈原列传》载其事云：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文章很清楚，屈原迁流江南的直接原因，是“一篇之中三致志”的诗歌激怒了子兰。具体说，“三致志”的诗歌是哪一篇呢？从屈原传世的全部作品看，应是《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中这类愤怒指斥的诗句，必然极大地激怒子兰之流，因而加剧对屈原的迫害。
或认为激怒令尹子兰的诗篇是《哀郢》，说篇中怨刺之句：“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等，都是对子兰等人而发的，林庚先生《〈史记·屈原列传〉简注》对此已有详说。不管是《离骚》还是《哀郢》，屈原被顷襄王迁流与作诗有关，这一点应是可信的。当然，从根本上说，屈原遭难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不排除其中有诗祸的成分。
秦汉以下的第一例诗祸，一般都认为是西汉杨恽事件。他的《报孙会宗书》中那首自编自唱的“南山种豆”之诗：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被人注意，宋人则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它，举为自古以来第一首招祸之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〇）云：“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
这首诗的祸根在哪里呢？较早的文献没有找到，晚出的《古文观止》收录《报孙会宗书》，从编者注解中可以得到答案。编者注“芜秽不治”云：“喻朝廷荒乱也”；注“落而为萁”云：“喻贤人放弃也”；注“须富贵何时”云：“言国既无道，但当行乐，欲待富贵职位，亦何时也”，说全诗“含讥带诮，恽之得祸在此”。通过这样解说，“种豆”诗便成为十足的诽谤之章。然而不知杨恽本意是不是这样，汉宣帝是不是也作这样理解。
唐宋以下，诗祸渐稠，人们用诗祸的眼光看待杨恽之死是可以理解的。度情会意，《报孙会宗书》全篇基调愤怨不平，其中的“种豆”诗不应例外，称之为有意讥刺似乎也不算冤枉，但宣帝未必特别注意这首诗而据以定罪。沈德潜《古诗源》也收入这首诗，题为《拊缶歌》。沈氏看法是：“以力田之无年，比仕宦之失志。未尝斥朝廷也，然竟缘此得祸，哀哉！”即认为是诗祸，但属于冤枉。
东汉诗祸有梁鸿《五噫歌》事件，但史籍所载，不无可疑。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隐士。其人家贫好学，曾经替人放过猪，做过雇工，逢王莽之乱，与妻盂光隐居山中自耕而食。章帝时，梁鸿东至洛阳，登北芒（邙）山遥望豪华的宫殿建筑，作《五噫歌》寄慨云：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章帝“闻而非之，求鸿不得”（《后汉书·逸民·梁鸿传》），即怪罪梁鸿，派人访拿他而不获。梁鸿改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逃亡齐鲁，再逃吴，后来死于吴。
《后汉书》的记载大致如上。这起事件有几处疑点：(www.xing528.com)
第一，章帝秉性宽宏，好儒术，素有“长者”之誉，即位后征召隐逸，废除苛法，平反冤狱，减轻徭赋，举措颇得人心（前文曾述其赦免太学生孔僖、崔驷“诽谤”之罪），唯独待梁鸿如此苛刻，似不可能；
第二，据本传，梁鸿志行高逸，名声很大，权势之家都想要他做女婿，正是章帝求之不得的贤才，竟以一首诗的缘故要拿他治罪，岂不令天下寒心失望？当无其事；
第三，《五噫歌》虽然有讽刺统治者大造宫殿劳民自奉的意思，感慨很深（一“噫”甚于一“噫”），但是语气却平和，字句不尖锐，似乎不至于激祸。
考《太平御览》（卷五七二）引《三辅决录》，章帝当时是“闻而悲之，求鸿不得”，即闻《五噫歌》而生怜悯之意（怜悯百姓，或怜悯梁鸿），派人访求（征聘）梁鸿而不得。梁鸿为了逃避征聘而改姓易名，远走他方。这样解释便合乎情理事势。怀疑通行本《后汉书》文：“肃宗闻而非之”，“非”字是“悲”字之讹。
最后缀述一起民谣祸。
据《后汉书·五行志·谣》记载，灵帝中平年间，京师洛阳流传一首《董逃歌》，其辞云：
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
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
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
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
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
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
心摧伤，董逃。
歌中，“董逃”二字是衬字，起整齐歌句、加强表现力的作用，同时又是对野心家董卓的诅咒。歌词大意是说董卓虽然专横残暴，终将归于逃窜，以致族灭。据《风俗通》记载，董卓听到这首民谣后，严令禁止，犯禁被杀的不下千人（一说董卓将“董逃”改为“董安”）。崔豹《古今注》曰：此歌“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诫焉”，于是有汉乐府古辞题《董逃行》，魏曹丕、晋陆机、唐张籍、元稹、宋陆游等都有以《董逃行》为题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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