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史官的唐代学者韩愈，提出了一项著名的论断，说做史官的“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他的诤友柳宗元特为致书反驳，即柳氏文集中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天刑”（指先天性残疾之类）当然是迷信说法，“人祸”之说则未必没有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这几句话告诉人们：史家责任重大，容易招致罪尤，因此修史是危险的事。
对于正直的史家而言，修史的危险主要来自权力者的无理干涉。自有书籍以来，有权者对文献中与己不利的内容任意删毁，已不足怪。《孟子·万章下》就载，北宫锜向孟子讨教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回答说，其详不可得闻，因为诸侯厌恶那制度不利于自己，都把那些文献给毁灭了。对不利己制度的记载尚且要毁，史书关乎对一个历史时段人物行事的评价，人们又总是希望身后有名声，权力者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成为“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害怕遗臭万年，自不许史家直书其事，而希望曲笔虚美。正直史家受良心和道德支配，不愿著“佞史”、“秽史”，坚持直笔实录，在这种情况下，史祸是不可避免的。
古代第一例史祸是春秋时期齐太史“直笔”事件，记载在《左传》中。
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崔杼设计捉奸，包围了庄公。庄公越墙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于是齐国的太史记录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史官杀了（当然史册也毁了）。太史的两个弟弟坚持记录，相继被崔杼杀死。太史又有少弟顽强记录，崔杼不得已而罢。闻讯赶来做太史后继的南史氏，也放心地挟着简册回去了。
后人对齐太史兄弟“直笔”修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备极赞颂。文天祥《正气歌》颂扬古来“正气”事迹十二项，第一项就是“齐太史简”。不知姓名的齐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与文祸无关），历来被推为史家“直笔”的榜样。
崔杼虽然是第一起史祸的制造者，杀了三个史官（齐太史兄弟应是世职），但他最后还是屈服了。可以设想：如果崔杼顽固到底，齐国的史官岂不是要被他杀绝？史书上岂不是永远不会留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吗？于是聪明的史家想出了既能避祸，又能使史事留传的法子，即口授史事而不笔录，使别人抓不到把柄，结果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晋元帝时太常荀崧上疏论学，其言有云：
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宋书·礼志》）
关于《左传》的来历且置不论，以上诸家言论说明了《春秋》记事为什么那样简略？文字为什么那样隐晦？解释《春秋》的“传”为什么靠口头传授？原来都是为了避祸。其结果是在《春秋》经传领域造成混乱迷茫，给后世学者增添许多麻烦。这是一种不杀人不焚书的“史祸”，是杀人焚书的史祸给逼出来的。
汉代史祸仅见班固一例，而且是一场虚惊。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成阳东北）人，父班彪曾为大将军窦融等人的僚属，有心续《史记》，著有《史记后传》数十篇。
班固自幼随父求学，好学而不拘一家，为世所重。班彪卒，班固返乡整理父亲所遗史稿，立志完成先父未竟之业。这时有人上书控告他私撰国史，明帝即命逮捕，下京兆狱，所撰史稿没收。班固弟班超唯恐兄受诬陷，亲自奔赴洛阳上书，辩白其兄著述之意。明帝看过史稿后，大为赏识，不但释放班固，而且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参与修史，还让他继续完成全稿（即后来的《汉书》）。一起已经发生的史祸最终化为乌有，当事人因祸得福，这在文祸史上是难得的幸运。
忖量此事，明帝有“察察”之明，不会有多少宽容，乡人的告讦和班超的救援都说明这一点。事机的转变，关键在那时没有兴史祸的风气，且班固有才，所撰史稿文笔好，内容又没有“违碍”。(www.xing528.com)
最后谈谈司马迁得祸于《史记》的说法。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受腐刑事已具前文。可是有人说司马迁的得祸与《史记》有关，说《史记》中诽谤了景帝和武帝，武帝怀恨借李陵事件报复。这种说法始于《史记集解》所引卫宏《汉书旧仪注》。其言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史记》为什么缺少《景帝本纪》和《武帝本纪》（传世的《史记》中前篇系褚少孙所补，后篇系截取《封禅书》充数）。但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说司马迁荐举李陵，这在有关文献中未见记载；二是说司马迁终因李陵事件下狱死，这与《汉书》本传所载不合（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亡原因，学者聚讼已久，迄无定论）。卫宏没有明说司马迁得祸于《史记》，但从他的话似乎可以想象《史记》中的“讪上”文字与作者得祸的潜在关系。
三国时，魏明帝曾与学者王肃谈论过司马迁著《史记》的话题。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所谓“隐切在孝武”，是说武帝不忘两篇本纪中的“非贬”言词，借李陵事件报复作者。也就是说，司马迁受刑的近因虽是李陵事件，而远因则是两篇本纪中有“非贬”言词。
可是，汉武帝到底读过《史记》（或其中的景帝、武帝本纪）没有？据《报任少卿书》，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时，《史记》尚“草创未就”，则武帝未必读到“未就”之稿。据《汉书·司马迁传》，完稿后的《史记》（最初题为《太史公书》）是在司马迁死后才逐渐流传于世，至宣帝时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始得以“宣布”。而《太史公自序》则言其书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这些记载都使人怀疑汉武帝确曾读过《史记》，那么司马迁得史祸之说也就值得推敲了。
据上引《三国志》文，魏明帝是相信司马迁以受刑之故而借《史记》报怨的。这种说法始见于班固《典引》序中所录汉明帝诏。其言有云：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文选》卷四八）
班固本人对司马迁的贬词不过是“是非颇谬于圣人”一句（后有解说三句，见《汉书·司马迁传》）。
也许由于司马迁说过“发愤著书”（《报任少卿书》），而《史记》中许多篇章记录了汉武帝愚昧、奢侈、专横、残暴的事实（即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故汉末王允甚至骂为“谤书”，借口“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杀害了著名学者蔡邕。从此，“谤书”之吠狺狺不休。既是“谤书”，附会作者因谤得祸也就顺理成章。
《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今古，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文史通义·史德》）
章氏此论有理有据，宅心平恕，“谤书”之号可休。然而，《史记》“实录”中隐藏的批判精神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史祸”之说尚待考证。章氏《文史通义》辟《史德》篇，于刘知几《史通》所倡史家三长“才‘学、识”之外，增一“德”字，可谓有识，而司马迁实为史家“德才学识”兼备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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