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学者喜欢谈论灾异,今文经师尤乐此不疲。名儒如董仲舒、夏侯胜、刘向、京房等人,堪称“灾异学”专家,本人也多灾多难。其中董仲舒首开风气,得祸也最先。
董仲舒,广川国(治所信都,即今河北冀州市)人,早年治《公羊春秋》,景帝时召为《春秋》博士。他善于讲说《春秋》经传中记载的灾异现象,以灾异附会人事。武帝建元初,董仲舒举试“贤良”,对策高等,授江都易王相,后因事废为中大夫,闲居家中。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四月,高祖长陵近旁的高园便殿发生大火灾。过了两个月,远在辽东的高祖庙又遭大火。董仲舒著书推论这两次火灾的原因,援引春秋时鲁国的几次宫庙火灾以证今事,认为高祖祠庙不该建在辽东,高园便殿不该建在长陵近旁,而且按礼制不该建这样的便殿。书中说如今国家大敝,灾难频降,天帝似乎在借火灾警告皇帝说:“这个世道只有用太平至公的手段才能治理好。应当像我烧毁辽东高庙那样,忍心诛除亲贵诸侯中的奸邪;像我烧毁高园便殿那样,忍心诛除左右近臣中的奸邪。”书中请求武帝按“天意”行事,诛杀一批在内在外的奸臣。书稿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进呈,适逢居心险恶的无品文人主父偃前来拜访。
主父偃看见书稿顿起坏心,竟把它偷出来献给武帝。武帝召集诸儒讨论书稿内容,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业师所著,发言说书稿所论是胡说八道。于是董仲舒被捕,依法当处死,武帝传诏赦免。
从此,这位著名学者再也不敢谈论灾异。董仲舒的杀人理论对诸侯大臣是严重威胁,他的得祸很可能有诸侯大臣从中起了作用。武帝本人其实倒是欣赏这一理论,后来治淮南王、衡山王之狱,他想起董仲舒书稿所论,便委派吕步舒从严惩办,结果杀了数万人。后人认为董仲舒应对此事承担责任。
董仲舒的灾异学说信徒众多,其中有学者眭弘。眭弘字孟,鲁国蕃县(今山东滕州)人,专习《春秋》,昭帝时授符节令,因推论怪异事被诛,说来可怜。
据说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正月某日,泰山莱芜山南突然传出隆隆巨响,当地居民闻声寻踪,只见一座巨石自动竖立起来。巨石大四十围,高出地面一丈五尺,入地八尺,四周有三块较小的石块垫脚。巨石竖起后,数千只白鸟翔集其旁。与此同时,昌邑县社祠旁有一株枯树倒地复生。上林苑中一株僵老倒地的大柳树也自动立起复活,有昆虫咬噬柳叶显出一行文字:“公孙病已立。”这几件事是真是假姑且不论(巨石竖立事也许是地震所致),总之当时到处哄传,人们议论纷纷。(www.xing528.com)
眭弘一向喜好推论灾异,便上书议论这些怪事,认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汉书·眭弘传》)应运当复兴的“公孙氏”到底是谁?眭弘也说不上来,只是说:“董仲舒先生说过,虽然有继体守文的君主,也不妨碍圣人受命。汉朝的国运就要结束了,皇上应该派人寻找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自己像商周二朝遗族那样,守着一小块地方过日子,这样才是顺应天命。”眭弘只知道根据灾异学说推论时事,全不问这样推论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时在位的昭帝年幼嗣统,大将军霍光辅政,威震朝野,人们对汉王朝的前途不无忧虑。在这主少国疑的敏感之时,眭弘竟明目张胆要幼主求贤禅位,真是糊涂透顶的书呆子。
大将军霍光得书,把眭弘交付廷尉治罪,结果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替他转呈书疏的人也被处死。
同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说当时使用的太初历有误,说武帝不该废止汉初以来一直沿用的颛顼历而另制太初历。经过两年多的检验,证明张寿王所议无凭。张寿王不服,坚持说太初历有误,导致阴阳失调,成此“乱世”。结果张寿王被劾“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汉书·律历志》),虽经赦免,而“诽谤益甚”,最后下狱治罪。
眭弘没有弄清楚的“虫叶文”:“公孙病已立”,后来应在宣帝刘询身上(刘询原名病已)。宣帝既然应了天命,自然对天命格外尊信。天命也似乎对他格外垂青,“奇祥异瑞”频频降临,其中凤凰最多。随便从《汉书》本纪中摘几条: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淳于”;地节二年四月,“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元康元年三月,“诏:乃者凤凰集泰山、陈留(下略)”。
宣帝在位25年,7次改元,5次与“祥瑞”有关。每逢“祥瑞”降临,照例大赦天下,赐臣民爵级及牛酒布帛之类,臣民照例感恩戴德,颂祷“天庥”。偶尔也有说闲话获谴者,如元康元年(公元前65),少府宋畴因为“议凤凰下彭城未至京师,不足美”(《汉书·百官公卿表》),贬为泗水王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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