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学：今古文学派之争

由于秦皇焚书和秦末兵燹的缘故，汉初学者得书艰难，儒家经典靠口头传授，各自抄写成书。因此，同一部经典往往有不同的传写本，正文文字有出入，训释也多有歧异。学者各守一经，传之于弟子。如《诗经》有申公传授的《鲁诗》，韩婴传授的《韩诗》，韩固生传授的《齐诗》等。汉初设置博士立为官学的几部儒经（包括上举“三家《诗》”），都是用“今文”即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故称“今文经”。另外，从不同来路陆续出现一批未被秦火焚毁的“古文经”，是用战国时各国文字和秦小篆（统称“古文”）抄写的，计有《左氏春秋》、《毛诗》、《尚书》、《逸礼》等，后人多疑其伪。成帝时东莱（今山东莱州）人张霸伪造一部《古文尚书》，计102篇（即所谓“百两篇”），献于朝廷。成帝命用秘阁所藏得自孔子老宅的《古文尚书》对读，差异颇大，乃知其伪。张霸下狱当死，成帝叹赏他的才学，特予释放，其书任其流传。后张霸再传弟子樊并谋反，伪书遭毁失传。这是一次特殊的文祸。

汉儒传经讲究“师法”、“家法”。为师者终生治一经，传之弟子，弟子终生守之，不得立异。既有今文经、古文经，师徒相承便形成不同学派，治学宗旨和方法有很大差别。大体今文经师终生专治一经，严守师法，重名物字句的训诂，大兴烦琐考证，政治上迎合时尚，播弄谶纬迷信。古文经师多能兼通群经，不硁硁于师法，其治经求微言大义，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政治上主张复古，不趋时尚，排斥迷信邪说。今文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官学的有利地位，后起的古文派自然不服，意欲“分一杯羹”。利禄攸关，两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哀帝时，古文派大师、光禄大夫刘歆提议为古文《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设置博士，收为官学。哀帝命其与在位的五经博士（即今文经师）讲论古文经义，以取得诸博士认可。诸博士反对，甚至拒绝讲论。于是刘歆邀集同一学派的僚友房凤和王龚，一道写了一封长信给诸博士，讥刺对方“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谴责诸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汉书·刘歆传》）。这封信措辞尖锐，击中了今文博士的要害，招致诸博士强烈不满。光禄大夫、名儒龚胜上疏自请罢官，以示抗议。儒者师丹为大司空，疏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诸博士群情激愤，议论汹汹，连哀帝也做不了主。刘歆见势不妙，自请外任，做了河内太守。同时王龚出为弘农太守，房凤出为九江太守，一场风波遂告平息。(www.xing528.com)

刘歆字子骏，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著名学者刘向之子。后来他投靠王莽，依仗权势终于把古文经学列为官学。光武帝立，古文经学遭黜，此后一直处于私学地位。但古文经师多能博通群经，兼采众说，如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故其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仍为官学的今文经学。

以上是两汉儒学领域今文、古文学派之争的大要。从辕固生斗野猪到刘歆避祸外任，在儒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几起不大不小的事故。这些事故都与语言文字有关，是比较特殊的文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