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皇权对士大夫势力的打击

汉末桓、灵之世，宦官势力空前高涨。其徒众之广，聚敛之富，享用之奢，威势之盛，荼毒之烈，《后汉书·宦者列传序》描述道：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罹被灾毒。

宦官势力是在与外戚、士大夫的长期权力争夺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元帝时石显虽然得志，而徒党不多，犹有“光杆司令”的味道。此后外戚独掌大权，直到王莽之乱。东汉初，外戚、宦官都不显盛。从章帝、和帝开始，外戚得势，宦官处于屈从地位，但已在蓄积力量，逐渐显露头角。如和帝时郑众倡诛窦宪，封鄛乡侯；安帝时蔡伦依附邓太后，封龙亭侯；顺帝之立，孙程等19人以定策有功封侯，号称“十九侯”；桓帝之立，曹腾以定策有功封费亭侯。

桓帝延熹二年（159），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奉命合谋诛梁冀，事后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从此，外戚势力退出政治舞台，剩下的事情是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的较量。

“五侯”专横跋扈，荼毒遍及天下。单超先病死，人们为其余四人编了几句顺口溜：“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后汉书》作“唐两堕”，此从《通鉴》）数年间徐璜、唐衡相继死亡，具瑗、左悺被劾自杀。“五侯”既亡，宦官势力暂时受到挫折。

当“五侯”横行之时，最先受害的是庶民百姓。清人赵翼总结历史上的宦官之祸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廿二史札记》卷五）自延熹二年李云、杜众被害，士大夫“以忠为讳”，闭口不谈国事，谏谤之祸少见。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发生了仅次于秦皇坑儒的大惨案，即党锢之祸。从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说，党锢之祸是皇权与宦官势力对士大夫势力的打击。从士大夫这方面说，致祸的主要原因是谤议和标榜，而莘莘学子尤其是太学诸生从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各帝都崇儒敬士，大小官吏多系读书出身，不少人还是著名学者，社会上普遍敬重读书人。名利所在，众趋若鹜，私学之盛亘古所无。著名学者注录弟子往往数百上千乃至万人（如楼望门下9000余人，蔡玄门下16000人），所居哪怕是深山大泽也门庭若市。如杨伦，“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於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汉书·杨伦传》）。官学的规模也空前庞大，顺帝时聚集在京师洛阳的太学生多达30000余人，此外各郡还有大批生徒结聚。

士人群聚，往往好事多动，交游联络千百成群。影响所及，社会上形成聚众行事的风气。如会葬之风：名儒楼望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按：门生会葬始于西汉龚胜）；太尉黄琼卒，会葬者六七千人；名士陈寔卒，会葬者30000余人。又如太原名士郭泰游学归乡，京师士大夫为他送行，马车有数千辆；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而革职，京师太学生数千人诣阙上书为他申冤；东海太守宋均因事免官，郡中数千吏民到洛阳请愿要求让他留任。

这类事件在《后汉书》中比比皆是，多见于桓、灵之世。士人聚众行事，是因为朝政昏暗，宦官势焰太盛，士大夫普遍感到压抑和愤慨。于是已仕者与未仕者联合起来主持“清议”，批评时政，裁量人物，与宦官势力作斗争。

促成联合的重要手段是标榜。桓帝时，太尉陈蕃（字仲举）与司隶校尉李膺（字元礼）皆居官正直，不畏强暴，深受士大夫敬慕。太学生编成七字谣颂扬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汝南名士范滂、南阳名士岑晊等，一大批讲气节守道义的士人互相推重，形成一股与宦官集团对抗的势力。遗憾的是，士人之间为了争名往往门户角立互不相让，甘陵国（今山东临清东北）学者周福、房植就是这样。二人治学成名做了大官以后，两家宾客互相贬毁，各树朋党，因而有“甘陵南、北部”之称。这一事件被宦官集团借为口实，“党人”恶谥从此开始。

张自烈《郭泰论》曰：“或曰党祸由名士，有慕诱而后有标榜，有标榜而后有诽讪。”（《芑山文集》卷四）所谓“党锢之祸”，其实就是标榜之祸和谤议之祸。它包括两次事件，一次发生在桓帝时，一次发生在灵帝时。

桓帝延熹间，李膺任河南尹。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善于推算祸福、占卜吉凶，靠这点本领交结宦官，桓帝也颇为信从他的推占。张成推算朝廷将有赦令，就唆使儿子杀人。李膺派人逮捕杀人犯，这时果然来了赦令。李膺愤恨难消，竟不顾赦令把杀人犯处死。

张成的弟子牢修便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政，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桓帝震怒，传令各郡、国逮捕“党人”。于是李膺、范滂等人被捕，牵连入狱的有200余人。许多人闻风逃匿，官府悬赏捉拿，吏役到处搜捕。时为延熹九年（166）。

第二年，在贾彪（时为新息县长）游说下，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等人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行将就木的桓帝同意了霍谞等人的请求，把在押的“党人”全部赦归原籍，同时宣布把他们终身“禁锢”（即终身不许外出就学求仕等），名单造册存档。

以上是党锢之祸的第一次事件，宦官从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宦官越发嚣张，士大夫也越发斗志昂扬。范滂出狱返乡途经南阳，当地士大夫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上千人驾车迎候。侍御史景毅当初让儿子拜李膺为师，李膺被捕后，门人、亲属都受株连上了“党人”名单，景毅之子因没有正式列入门生名籍而未受株连。景毅于心不安，慨然上表说明自己与李膺的关系，甘愿免官回乡。标榜、结聚之风也越加盛烈，舆论推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三君”，李膺等八人为“八俊”，郭泰等八人为“八顾”（“顾”是说以德行影响别人），张俭等八人为“八及”（“及”是说引导别人赶上先进），度尚等八人为“八厨”（“厨”是说仗义疏财、救助贫困）。

张俭是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延熹间被郡太守聘为本郡东部督邮。大宦官侯览老家在郡东，正属张俭管辖的地区。侯家仗势残害百姓，无法无天，张俭便上疏检劾侯览和他母亲的罪恶，请求依法严惩。侯览利用职务之便扣下了张俭的劾疏，从此与张俭结仇。张俭同乡朱并为人佞邪，被张俭鄙视，便与侯览相结，在侯览唆使下投书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结党谋反，捏造一套山阳郡“八俊”、“八顾”、“八及”名号。灵帝于是下令逮捕张俭等人。张俭只身逃亡，望门投止，所到之处人们破家舍命救护他。张俭最后逃到塞外，终免于难。官吏跟踪追捕，把救护接待过他的人家族灭了数十户。同时罹祸的夏馥云：“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通鉴》卷五十六）(www.xing528.com)

大宦官曹节乘机唆使官府奏请灵帝批准，逮捕了前次获释的“党人”李膺、范滂等百余人，把他们全部害死在狱中。此外，奸人乘机告讦，官吏任意吹求，种种冤滥株连而致死亡、监禁、流放、废锢者达六七百人。时为建宁二年（169）。

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措辞激烈。灵帝见奏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曹鸾，用槛车押到槐里（在今陕西兴平）狱中拷掠致死。同时下诏追查“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族属，一律加以禁锢。

光和二年（179），上禄县长和海上疏请求放松党锢，认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这回灵帝总算开恩，允许缩小党锢范围，“党人”从祖以下族属均予宽免。

中平元年（184），因发生黄巾起义，宦官吕强劝灵帝解除党锢，以防“党人”因怨成叛与黄巾军勾通。于是灵帝下令大赦“党人”，被流放者得以迁返本乡。

以上是第二次党锢事件，历时19年的党锢之祸至此告终。

灵帝宠信宦官甚于桓帝，凡冒犯宦官的必遭横祸。即位之初，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曹节、王甫等，事泄，陈蕃被诛，窦武自杀。两家亲故门生受株连，或被杀，或逃亡，或禁锢，或流放。铚县令朱震激于义愤，弃官收葬陈蕃尸体，藏匿陈蕃之子陈逸，事发下狱，合门桎梏。朱震在狱中受尽拷掠，誓死不供，终使陈逸得脱。郎中谢弼上书请求释放陈蕃家属，被贬为广陵府丞。谢弼不赴，归乡后被曹节借故捕入狱中拷掠而死。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崩，有匿名人在朱雀阙上书写文字，大意云：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灵帝命司隶校尉刘猛搜捕主犯，10日会审一次。刘猛认为匿名文字是忠直之言，办案消极，灵帝遂换御史中丞段颍承办此案。段颍派人四出搜捕，拘获1000余人，主要是太学生。

光和元年（178），议郎蔡邕上疏指责当朝佞臣及宦官程璜等人，奏章被曹节偷看，泄露于外。程璜便让人造匿名传单诬陷蔡邕，致使蔡邕下狱，坐“大不敬”罪将被弃市。经人救援，蔡邕减死罪一等，戴枷锁领亲属流放朔方。后逢大赦放还，又被诬在流放地谤讪朝廷，程璜还派人在路上行刺、投毒。蔡邕遂亡命江海吴会间，12年后被董卓强征而出。

曹节死后，中常侍张让、赵忠等10人得宠，时称“十常侍”。这群宦官专门诱导灵帝纵欲享乐，灵帝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中平元年（184年），侍中向栩上书论宦官之害，被张让诬控与“黄巾贼”勾结，下狱而死。郎中张钧上书说百姓“从贼”是“十常侍”聚敛所致，请斩“十常侍”，结果也下狱而死。

中平二年（185），钜鹿太守司马直不忍心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在赴任途中上书指陈时弊，吞药自杀。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当今天下大乱，“盗贼”四起，都是宦官造成的，结果被诬“通贼”，下狱拷掠而死。

以上事件与党锢无关，而大体与第二次党锢同时。汉末士大夫重名誉，守节义，在两次党锢中，面对宦官势力的迫害，他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创造了令后人敬仰的“党人”精神。对此，清初志士顾炎武赞扬道：

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一三）

宋司马光则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审视党锢事件，喟然兴叹道：

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资治通鉴》卷五六）

在文祸史上，汉末党锢是秦皇坑儒之后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二者都是谤议之祸（《文献通考·刑考》以党锢祸为“偶语”、“腹诽”之祸）。党锢又是标榜之祸。党锢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代的太学生和明末的东林党、复社文人都不同程度受汉末“党人”任气矜名，疾恶如仇的精神激励。

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教训，宋陆游《书感》诗有云：“党祸本从名辈出，弊端常向盛时生。”这两句诗表现了士大夫的深沉之思，值得玩味。《四库全书总目·庆元党禁》一书“提要”评论尤为精辟：“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至于宗社者。东汉不鉴战国之横议，南北部分而东汉亡；北宋不鉴东汉之党锢，洛蜀党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鉴元祐之败，道学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鉴庆元之失，东林势盛而明又亡。皆务彼虚名，受其实祸。”总之，士大夫结党，前后相望，每致亡国，非国家社稷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