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字子幼，华阴（今陕西华阴）人。父杨敞，昭帝时官至丞相，封安平侯。宣帝即位，杨敞有定策之功，不久辞世，子杨忠嗣爵。杨恽是杨忠弟，由杨忠推荐出仕，初为郎官，后补常侍骑。大司马霍禹谋反，杨恽事先得到消息，通过侍中金安上密报宣帝，借此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再擢光禄勋。他办事公正廉洁，颇有效绩，但居功恃才，心高气傲，且又心胸狭窄，喜欢揭发别人的阴私过失，因此结下祸胎。
据《汉书·杨恽传》，当时有人上书检举太仆戴长乐自诩得宠有损君威的言论，致使戴长乐被拘讯。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他人所为，作为报复，便上书检举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的许多言论，主要有：
有惊马驾车奔入北掖门，杨恽议论说：“听说以前也有过这种事，结果门坏马死，昭帝崩。如今又发生这种事，是天意，不是人力”；
宫中有尧舜桀纣画像，杨恽指着桀纣像对人说：“天子经过此地时，要是能把他们的过错一一指明，就可以获得教益了”；
匈奴有投降汉朝者，说匈奴单于被杀，杨恽议论说单于是祸由自取，又说秦帝亲任小臣，诛杀忠良，所以灭亡，如果亲任大臣，就可以享国至今，且言“古与今如一丘之貉”。
杨恽跟戴长乐说过这样几句话：“正月以来，天阴不雨，这是《春秋》上记载过和夏侯先生（夏侯胜）议论过的反常现象。天时这样，主上一定不会到河东郡去祭后土祠了。”戴长乐也捃拾上告，加一个绝大的罪名：“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
于是杨恽也被拘讯。廷尉于定国奉命查明事实后，劾杨恽“妄怨望称引，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奏请逮捕治罪。宣帝念杨恽曾是亲信得宠之人，不忍加诛，下诏把杨恽连同戴长乐一并免为庶人。时为五凤二年（公元前56）。
杨恽失去官爵，家居无聊，于是添置产业，兴造宅第，经常设酒备乐招聚朋友，大有因祸得福的气象，其实是发泄愤懑的一种方式。时人不解，颇有议论。友人孙会宗为西河太守，得知其事，便写信劝他谨慎自守，闭门思过。杨恽身为宰相之子，少年得志，贵显一时，一旦因暧昧之罪失去往日足以自豪的一切，其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他接读孙会宗来信，越加愤怨，便把满腹牢骚倾注在复信《报孙会宗书》中。其文云：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www.xing528.com)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汉书·杨恽传》）
此外，杨恽还常在别的场合发泄不满。有一回他的侄儿安平侯杨谭安慰他说：“叔父罪轻，又有功勋，迟早会起用的。”杨恽悻悻说道：“有功何益？县官（指皇帝或朝廷）不足为尽力。”杨谭接口说：“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诩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汉书·杨恽传》）
五凤四年（公元前54），日食出现，杨恽家中一仆人乘机上书告发杨恽家居牢骚怪话，说日食是杨恽骄奢不悔过所招致的。宣帝派廷尉于定国前往查证，结果在杨家搜得《报孙会宗书》。宣帝读到这封信，异常恼怒。廷尉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杨恽腰斩，妻与子远徙酒泉郡。杨谭牵连坐罪，废为庶人。平时和杨恽相好的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人都受连累免官。
杨恽事件是文祸史上第一起较典型的文字狱（起初是口语致祸）。从这场大狱可以窥知汉宣帝对臣下伺察之严，以及由此产生的告讦风气。宋人议论此案多归咎于汉宣帝，如《文献通考·刑考》引“致堂胡氏”（胡寅）之语云：
杨恽之死以两言，曰“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以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者。以两言狂易而杀廉洁刚直之士，若刈草菅，曾无顾惜之意，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
明末钱谦益则从事主自身找祸根，以笔为喻，认为“盖宽饶、杨恽之徒以语言文字得祸者，锋短而毫劲之故也”（《初学集》卷三三《戴初士文集序》）。
宋以下诗祸渐多，因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有“种豆南山”之歌，宋人常举为诗祸的滥觞。胡奇光《中国文祸史》则以吕后时戚夫人《永巷哀歌》为最早的文祸、诗祸（事见《汉书·吕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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