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领3万骑自酒泉出击匈奴，同时命骑都尉李陵领步卒5000出居延以配合李广利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武帝想让他出征立功后予以提拔重用，结果先胜后败，无功而返。李陵行军30日，遭遇单于所率领的匈奴军主力，被十余万敌军围住。李陵领部下经过十余日殊死战斗，杀死数倍于己的敌人，终因伤亡惨重，矢尽粮绝，陷入绝境。最后关头，李陵不得已遣散剩余士卒，自己投降匈奴。
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世受国恩，身为汉将，素有威名，而今竟然投降匈奴。消息传到朝廷，武帝震怒。平日尸位素餐唯作身家之计的一班佞臣，这时都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纷纷指责李陵辱国负恩，好像他们倒是舍身为国的忠臣义士。素与李陵相好深知其为人的太史令司马迁，看不惯这些人的丑恶表演，当武帝召问时直陈己见，“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昭明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实事求是，无丝毫虚谀徇庇。他推测李陵有可能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也并非信口开河，同时代的浞野侯赵破奴投降匈奴后又回归汉朝就是实例。如果武帝后来不杀害李陵的亲属，李陵在匈奴未必有终焉之志。怎奈武帝正在火头上，未能理解司马迁的忠直，反以为他徇于私情为李陵游说，且有意贬毁李广利——称誉李陵便使李广利相形见绌。于是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已经开笔的《史记》（最初称《太史公书》）面临夭折的危险。
承办此案的是著名酷吏杜周。杜周对司马迁施用酷刑，逼他服罪。司马迁自问无罪，不屈服。第二年（公元前98），有消息说李陵在匈奴教单于治兵以防备汉军（其实是另一降将李绪所为），武帝未经核实便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小处死，司马迁被判死刑。按当时法律，死刑可以赎免，赎金为50万钱。也可以改为腐刑（又称宫刑），即男子阉割生殖器，妇人幽闭。司马迁孤贫无助，无钱赎死，唯一的活路是接受腐刑。先人有言：士可杀而不可辱，腐刑对士大夫而言是何等耻辱！司马迁面临特殊意义的生死考验，要作最后的抉择。他缅想古代圣贤遭刑辱发愤著书的事迹：“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昭明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毅然选择了腐刑。他宁愿忍受奇耻大辱，以完成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www.xing528.com)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受腐刑释出后历官中书令。李陵事件中他直言招祸，在文祸史上本是平常之事，却有特殊意义。这不仅因为他是著名学者，有不朽的著作，而且因为他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坚强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千百年来，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士人，鼓舞了历代无辜受害的正直之士。
汉武帝一朝言祸大案主要为上述三起。这三起大案都与伐匈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都成于酷吏之手或与酷吏有直接关系。这不是偶然巧合。伐匈奴，扬汉威，是武帝对外“经营四方”的主要内容，“逆鳞”在此，犯者必遭奇祸。用酷吏，严刑法，是武帝对内加强独裁的主要措施，酷吏兴狱，非冤即滥，上述三案便是冤滥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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